由李鴻章此信可知，經方日前已獲召見，並錄成召見問答節略寄給父親，李鴻章對他的對答感到十分滿意，有“慰甚”的表示。從信中“上本喜問洋務，汝所敷陳，均得體要”之語，則可知召見中光緒帝主要是問及他所感興趣的洋務之事，而對經方的回答，李鴻章也都覺得抓住了重點，合適得體。
信中又言及受托為人辦天津問津書院教席事（所謂“以問津相托”）。所說“前當翰林，愛賭博、花酒”的溫棣華，與孫毓汶（字萊山、萊衫）是“人皆知之”的“至親頑友”。孫毓汶時任軍機大臣、刑部尚書、總理衙門大臣，在與李鴻章一同應差的途次托為溫氏安排問津書院教席，李鴻章說他本人沒有意見，隻是“此席由鹽商捐辦”，為長蘆鹽運使額勒精額（“額運司”，其人字裕如，故信文中有“額裕”之稱）所主，而這個人太過拘板，得容時間與之商酌，所以當時並未允定。看來，與額勒精額商量，其人是沒有答應，所以李鴻章對他說，如實在不行，現任李慈銘（字蓴客）尚未辭該院教席，應從緩議。李鴻章在信中又告訴經方，如額運司不肯送聘書（所謂“關書”），自己也沒有辦法。想來，李鴻章對溫棣華印象不佳，對此事未必真用心盡力去辦，再則，也是遇上了額勒精額這樣較真的人，他恐怕不僅是“拘板”的問題，當也有幾分“持正”在內，所以李鴻章也不好說什麽。額勒精額到這年末，便升為廣東按察使。至於在問津書院教席的李慈銘，是個很有特點的名士，五十歲出頭才中進士，做了級別不高的京官，而更執著於文業，留下有名的《越縵堂日記》。此人以持正耿介自視，善罵人罵世，而對李鴻章則少有微詞，或說與有此期兼職問津書院教席並拿高薪（自還另有官職俸祿）的經曆不無關係，是得過李氏的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