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中所說“二十五日得電報，闔家欣忭”。令其全家如此高興的，是因有了經方被任命為駐日公使的確定消息。按信中所說，此職“向係道員”，就此而言，經方本有這個條件，不外常規，似乎沒有什麽特別（“似不足異”）。但在李鴻章看來，其實不然，說適才見到日本駐津領事，人家告訴，因為昔年伊藤博文來津議事與自己建立起“最稱莫逆”的關係，對方回國後曾屢請自己赴日遊曆，“暗寓報聘之意”，而自己因“年老事煩，未克分身”，現在日本政府是視作經方代父出行，“必格外優待”。李鴻章竟這樣得意，是不是太有些自作多情了？但話又說回來，五年前他在天津與所謂日本“宰相”伊藤博文晤談，領教了這位小他十八歲的東洋政治家的不凡，伊藤博文對李鴻章的“老辣”自然也會印象頗深，可以說兩人當很有些英雄相惜之感。然而，各自效力國家的政治環境迥異，那年自華回國不久伊藤博文就出任首相，主政日本，仿歐改革大有用武之地，而李鴻章仍脫不開皇權帝製的鐐銬，跳不出“老佛爺”慈禧太後的手心。中日的差距更迅速拉大，待不數年後兩人在日本馬關談判桌前再度對麵的時候，雙方勝敗榮辱的落差更是何等懸殊，李鴻章心頭會是怎樣的無奈和淒涼！在給經方寫這封信的時候，他自然還不會有那一幕的預料，甚至透露出對雙方“睦鄰友好”的幾分幻想。
當然，李鴻章對經方履職的並非輕易也有估計，信中交代了與日本交涉的“三大難事”，其大意：一是琉球問題。此地為日本並吞，中方“猜恨未釋”，而終究沒有妥結的辦法。二是朝鮮問題。日本誘脅該國立約，稱為“自主獨立之邦”，否認其為華屬國（中國與朝鮮原為“宗藩關係”），“並唆美人扛幫，陰謀詭譎，刻刻須防”。三是商約問題。中日最初之約不準日商進長江各口及內地貿易，日方屢求修改，總理衙門“曾允通融”而未經改定，今必為此饒舌。對這後一項，李鴻章認為“此一時彼一時，尚可相機辨正”。而前兩項，說是琉球之事沒有辦法；朝鮮之事“關係重大，防其（指日本）與俄勾結瓜分”。這也等於在經方赴任之前，就為他屆時履職作了一個梗概性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