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此信中所說“朝鮮各國會處，又其臣下樹黨”，是指該國一方麵處於各國交相競爭的焦點，一方麵其臣工當中派別分立。也正因為這種複雜情況，所以“時有謠言”，李鴻章要經方聽到“自應電告”。至於信中所說經日本外相（外務大臣）榎本武洋及李仙得（或作“李善德”）的“再三剖辨，自可釋然”，這不知具體何指，當是關乎朝、日之事。信中又為經方提醒，“李仙得向非安分”，舉出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隨副島種臣“來津換約”時的行徑為證。又言及其人到朝鮮襄助內政外交後，駐朝的袁世凱（字慰庭）時刻提防，而自己和總理衙門也常“伺察其動靜”的情形。說現在他的自陳函件，諒無虛偽，這或許是鑒於中國、朝鮮“近稍自強”，不便施其“狡獪伎倆”了吧，而“其人實不平正”。信中所說與日本大阪製銅會社“訂借合同”的金嘉縝，也屬朝鮮的“開化黨”人，而“覓稿（當指該合同稿）抄寄”給李鴻章的唐紹儀，為廣東香山人氏，時任清朝駐龍山商務委員，即駐朝鮮漢城領事。鑒於他抄來的合同文字與經方的來稿相同，判斷此外當“並無借款關稅作押之事”，但仍要經方“隨時探查”。
信中又說到榎本武洋籌議在朝鮮境內修接鐵路的事情，鑒於美商未必肯費此巨款，日本則或亦無此力的情況，估計朝鮮王廷“必難允遵”。又說到本國議造關東鐵路的困難之情。所說對此事“意頗怯卸”的裕壽山，即滿旗大員裕祿（字壽山），時為盛京將軍，奉天境內的線路，在其轄區之內，此人態度如此畏難、消極，事情自更不易辦。信中又言及由沈陽東邊連通朝鮮義州、平壤的線路之議，說這樣較原擬路線要長兩三倍，“為費更多，願大難償，隻可姑存其說耳”。李鴻章是料及當時實難辦到。信中又言及在朝鮮平壤之鐵島地方開埠之事，說“華、洋商皆所欣願”，要經方待“日廷定議，即行電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