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寫此信的時候，正值“百日維新”方興未艾之際。信的主要內容就是關於變法的。從中可以體察，李鴻章對維新變法並未顯出反對和疑懼的情緒，之於“朝廷銳意振興”似乎還隱然有讚賞意味。對康有為、梁啟超輩“慫恿”皇帝變法也無惡語詆毀，所說“因循衰憊者”的“敷衍門麵”，並不是指維新黨人，而顯然是指守舊無能的官員。所謂“法非人不行”，意思是再好的法沒有合適的執行人也不可以，看法自然是對的。
信中所說隨信附寄由總理衙門所上的“大學堂章程”，當是指《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它可謂中國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學製綱要，是由梁啟超起草擬定，與信中說到的相關情況相符。請梁啟超代擬的樵野就是張蔭桓（字樵野）；而針對“內有不可行”內容而“擬稍變通”的燮臣，即孫家鼐（字燮臣），時以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受命為京師大學堂首任管理學務大臣。李鴻章信中“恐辦不好”的擔心，並非對大學堂和相關章程本身的否定，當還是就有無合適主理人才的問題而言。他對皇帝頒詔罷廢科舉考試的“八股八韻”而“改試時務、策論”，也是願意適應的。這從信中“學生除讀經史外，宜更習他端”的話語，就能看得出來。信中還說到，日前晤見家鄉廬州的知府（“守”即太守，知府的別稱），其人表示回任後應將廬陽書院改作學堂，擔心經費不足，而李鴻章特別憂慮的則是“經理不得人”。顯然，李氏並不反對以舊改新。
信裏還說到，張蔭桓“被言路重劾，幾遭不測之禍”，事情現雖稍微緩解，恐怕他難久於其位。隨後的事實表明，豈止是一個“難久於其位”的問題，政變發生後張蔭桓便被逮治並準備處死，是在外國的幹預下才暫時保住了腦袋，被流放新疆，及至庚子事變中終被慈禧下令處死。官場風險莫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