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的中心內容，是關於維新變法中文教改革事情的。廬州文姓知府擬將廬陽書院改辦學堂之事，前錄信中說到，此信中用一“屬（囑）”字，表明李鴻章要他這麽做，更可見其對此事不但認同，而且積極支持。李鴻章還強調官方與“紳董”議辦的必要，這也與朝中積極輿論和最高層意見相符，從信中“有人奏，每省請派一巨紳與督撫料理此事，聞將準行”，即可見知。在李鴻章看來“此事關係地方文教”，自己和在鄉家人責無旁貸，說“各地方官谘商，應幫同主持擘畫”。經費自是很現實的問題，由具備財力條件的士紳之家“酌量湊捐”，當是重要途徑，李鴻章信中說，“吾家一鄉之望，義不容辭”，要經方與時已去職在鄉的伯父和各房兄弟商酌。麵對“時文八韻既廢”，張之洞（號香濤）等奏定科舉考試改革方案的科場變化，特囑“學堂、家塾宜多備（相關）書籍，俾子弟有所觀摩”，可見是取積極順應態度。
信中特別強調的必備書是馮桂芬（字林一）的《校邠廬抗議》。“校邠廬”為作者居所，“抗議”則為位卑言高之意。該書作者馮氏為江蘇人，晚清著名改革派人物，《校邠廬抗議》為其代表作，這是一部著名的政論集，初成於鹹（豐）末同（治）初，先以抄本流傳，後版本繁多。全書內容涉及領域廣泛，“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可謂其核心觀點，成為“中體西用”思想的源頭。它不但成為洋務變法的重要依傍，而且在維新變法中也頗受重視，在孫家鼐疏薦下，光緒帝諭令刷印頒行，風靡一時。李鴻章與此書及其作者早有關聯，曾為該書有些篇目作了批注。這時他乘時隨勢，推薦該書，說它“於中國政治最得要領”，要在鄉家人尋購。
此信中涉及的家事，開頭所說“家廟善後”事情，支取攤款的“霍倉賬內”，當指霍山田莊賬內。信尾所說“頭場策論清暢，可望取”的經滇，是李鴻章侄兒，瀚章第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