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寫這封信時仍在天津，他當時已由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北洋大臣是由原作為專職的三口通商大臣改稱而來，改後作為直隸總督的兼職，並由此形成定例。比三口通商大臣、“北洋大臣”更早的是五口通商大臣，後稱“南洋大臣”，幾經變化後它是以兩江總督兼任為最後定例。南、北洋大臣性質相仿，但自有北洋大臣後，其外交職能上遠較南洋大臣突出，這既與“北洋”接近京師，與朝廷有著方便的聯係條件有關，也與李鴻章的權能凸顯分不開。總之，集直隸總督與北洋大臣兩職於一身之後，李鴻章的職權範圍超越直隸政務而包括了更大範圍的洋務和外交。而其洋務和外交職能的行使，又主要在作為北方最大口岸的天津，這樣其職就形成天津與保定兩地輪駐之例。按規定，冬令封河駐省城保定，解凍後移駐天津。而事實上，越到後來駐天津越成為常規，而保定越成為名義上的“省城”。至於信中所說計劃的“圍築新城”工程，所指當即下錄信中的“西沽城工”，是在天津。
李鴻章這封信中，有“兄開篆日交卸，即可就道”之句，這當是籌議李瀚章入京覲見的事。不但計劃了具體途程，而且連“別敬”的事都計議和準備了，所謂“聞都人鹹望來朝，張羅別敬”，“夠得纏擾”雲雲。所謂“別敬”，就是地方官向京官贈送的禮金，實際無異於賄賂。因為京官僅憑薪俸一般收入較少，而外官（特別是較高級別的主政官員）除數額頗為可觀的“養廉銀”外，“撈外快”的途徑也多。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此之謂也。所以每有外官到京，就要給“窮”京官變相地發放“補貼”，這也是一種收買手段，因為若有得罪，京官可利用接近朝廷的便利條件，策動、營造不利輿論，或直接向朝廷告你的黑狀。所以對外官們來說，“別敬”也有花錢買平安的意思吧。給一個人的也許隻是“小錢”，但要給的人頭多了（能扯就扯的“關係網”），聚合起來就是不小的花費。這筆錢似乎像李瀚章這樣的總督大員都不好自行解決，還得靠老弟幫忙，李鴻章信中不是就有“先期匯兄若幹，臨時再由弟借兄亦可”的話嗎？當年的官場腐敗，於此可見一斑。當然，官員之間起碼表麵上正常的禮尚往來與此有別，譬如李鴻章此信中，說到給安徽巡撫英翰母親（英西林太夫人）送壽禮的事，有“此等事望挈銜為之”的囑托，就是要哥哥也要掛上他一個名。這在今天俗稱“隨份子”，若這“份子”給得太過頭了，別有用心，那當然也是“腐敗”了。回到李鴻章信，他這時也為哥哥入覲能順便在津短作留駐做了準備，計議與兄“日在署內小聚”，還另訂下與津署相近的城外山西會館，以供“家丁、幕弁”住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