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這封信中，首先議及英國方麵借“馬嘉理案”（“馬嘉理”此信中作“馬加利”）威脅、訛詐中國之事。這時該案發生已有數月。其大略情況是：英國為在中國西南地區擴張勢力，欲修築由緬甸到雲南的鐵路，以考察為名，派遣上校柏朗帶領一支在印度的近200人規模的武裝探路隊，擬途經緬甸自陸路入境中國雲南，英國駐華使館派遣翻譯馬嘉理前往中緬交界的緬境接應（這有獲準手續）。馬嘉理和探路隊於光緒元年（1875年）正月進入中國雲南騰越蠻允一帶，而事先沒有及時知會中國地方官員。馬嘉理未隨大隊僅帶四名華人隨員率先入境，與索要“過山費”的當地民眾發生衝突，馬嘉理開槍擊斃其中一人，餘眾憤怒之下將馬嘉理及其隨員殺死。其大隊後繼入境後受到民眾阻截，英方開槍打死數人。在紳民要求下，當地清軍遂有介入（據說是官弁出於個人目的的行為，不屬受命），與民眾合同迫使探路隊最終143撤回。
案事發生後英國借端強硬威脅，清方先後“往捕格斃”、捕獲“監斃”和“明正典刑”的“案犯”不下數十人，並把騰越鎮總兵蔣宗漢、同知吳啟亮革職，將直接介入阻截英國探路隊的副將銜參將李珍國逮治，並被迫簽訂了嚴重喪失權益的中英《煙台條約》。該約許多款項是和“馬嘉理案”本身連邊都沾不上的。借這麽一樁偶發案事，英國攫奪、擴大了諸多方麵的侵華權益，這可作為當年列強侵華一種手段和方式上的典型例證。當然，最終“結案”是到了光緒二年（1876年）下半年，並且清方是由李鴻章出場作為最後談判、簽約之人。而在他寫這封信的時候，案事剛發生和開始交涉不久，還遠沒有結局。
信中說到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赴鄂，總署頗露慌張”，而李鴻章自己判斷，威妥瑪和梅輝立（此時為參與案事交涉的英駐華公使館中文秘書）“人雖狡狠，斷不至遽作無情無理之事”，原因是“英國近防俄、德兩強鄰之逼，其朝廷甚不願多事”。就當時國際形勢而言，英國確實麵臨這方麵情況，但不會、事實上也沒有為此而收斂對清方的脅迫，李鴻章的估計未免太過樂觀。無論是英國還是它所利用的殖民地印度，所主要針對的還是中國而非緬甸。信中說到的岑彥卿即雲南巡撫岑毓英（字彥卿），所謂其人“恣睢跋扈，外人亦畏其風聲”。這倒是，外國方麵也不願直接麵對這樣一個“恣睢跋扈”的人物，自然還是與“馴順”之輩交涉起來容易。信中所說函告威妥瑪對總理衙門和“湖廣督轅”挾製、指責的“馮道”，即蘇鬆太道馮焌光，廣東人氏。從李鴻章信中還可知道，此時丁日昌（雨生）也是應對馬嘉理案交涉的重要參議者，且相關意見得到大學士（相國）又是軍機大臣文祥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