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信中說到的“樊口堤工案”，是為湖北樊口地方（當時屬武昌縣，因當樊港入江之口而得名）是否築壩建閘而爭執的一場曠日持久的案事。起碼從同治初年（1862年）以來就不斷有當地士紳提議築壩建閘，先後經湖北巡撫嚴樹森、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曾國荃、翁同爵相繼駁回。在這種情況下，有數名強勢士紳領導集資自建，並在新壩附近私立埠頭，向過往商船收稅，以補建壩費用。湖廣總督李瀚章知情後下令搗毀所建，並動用軍隊、炮艇實施，而且審辦相關士紳。然而，這並沒有能壓服建壩一方，壩工很快又恢複起來，李瀚章下令再次搗毀。這進一步激化了事態，甚至發生暴力反抗，李瀚章采取鎮壓手段一度表麵上平息了事端，但實際上事情仍在繼續發酵。有朝中官員上奏反映李瀚章關於此事的奏報情況不實，並且認為樊口築壩建閘可保護農田和民業，實有必要。朝廷諭令前兵部侍郎、長江水師提督彭玉麟等調查，彭氏的奏報中也支持工程，認為李瀚章對事件處理不當。於是朝廷諭令李瀚章主持監造新的壩閘，而李明裏不能不暫時通融應付，實際則仍堅持定見力求扭轉局麵。這樣紳民與官方，地方與朝內，不同意見交錯紛雜，波瀾起伏。李鴻章寫給哥哥的信中，這封和下錄數封皆涉此事，並且正值他們力求扭轉局麵的較勁兒之際。這封信中說“邸抄所載諭旨已漸活動”，意思當是清廷原先支持施工的態度已有改變跡象；而所涉“劄稿”雲雲，當是指李瀚章方麵的相關劄件，信中以“周密嚴峻，字挾風霜”讚之，認為可使對方無法辯駁，導致事情中止。
信中涉及的另一宗案事是所謂“滇案”，這不是指前述馬嘉理案，而是清朝官員間的互爭案。前雲南巡撫潘鼎新（琴軒），奏參雲貴總督劉長佑（蔭渠），列舉其濫擴所帶楚營軍餉、包庇不法下屬、其子私娶民女為妾留人口實等事。又連及認定被劉長佑所包庇的雲南提督胡中和、鹽法道沈壽榕等人，也曆數他們的不法事端。劉長佑方麵自然要辯駁。而朝廷飭四川總督丁寶楨（稚璜）派員前往調查，責成由他最後確核複奏。查到丁寶楨於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間就此事的上奏，說“潘鼎新所奏有事出有因者，亦有傳聞失實者”。總體上對所劾劉長佑之事的真實性予以基本否定，關於胡、沈之輩的事情，大端上也沒有認定，隻是說其究屬未能避嫌、聲名一般之類，所建議的處分也並不嚴厲。李鴻章信中對這種情況表示了不滿，說“查者並未親往，僅從一二人訪聞奏複”，這顯然是指的丁寶楨。由“沈、胡被議後具詞呈訴，並摭拾琴軒在任時他事，蔭渠即據以入告，謂琴軒吹毛求疵”雲雲，也可見李鴻章護潘（鼎新）而非劉（長佑）的傾向性。並明責劉長佑袒護“本無可用”的胡中和、沈壽榕，“未知更生許多枝節否”？李鴻章對此事的態度，應該說摻雜了明顯的派係因素。除了此事之外，前邊還說到“星使（指朝廷欽派之員）入川查辦”之事，涉及離堆水利（為都江堰工程所屬）和鹽務等項，看來丁寶楨所督的四川本地也有麻煩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