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九年初春，留歐學生監督蒯禮卿辭職，我的學費無著了，隻好把歐遊臨時終止，歸國來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務長了。魯迅對我說：“你回國很好，我也隻好回國去，因為起孟將結婚，從此費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謀事，庶幾有所資助。”他托我設法，我立刻答道：“歡迎，歡迎！”我四月間歸國就職，招生延師，籌備開學，其時新任監督是沈衡山先生，對於魯迅一薦成功，於是魯迅就在六月間歸國來了。我在《關於〈弟兄〉》文中，有一段說道：
……魯迅在東京不是好好的正在研究文藝，計劃這樣，計劃那樣嗎？為什麽要“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呢？這因為作人那時在立教大學還未畢業，卻已經和羽太信子結了婚，費用不夠了，必須由阿哥資助，所以魯迅隻得自己犧牲了研究，回國來做事。魯迅《自傳》中，所謂“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幾個別人”者，作人和羽太信子也。
魯迅教書是循循善誘的，所編的講義是簡明扼要，為學生們所信服。他燈下看書，每至深夜，有時還替我譯講義，繪插圖，真是可感！到了冬天，學校裏忽然起了一個風潮，原因在於監督易人：衡山先生被選為諮議局副議長了，繼任者是一位以道學自命的夏震武，我們名之曰“夏木瓜”。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謁聖，我拒絕了，說開學時已經拜過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興，我也如此。接著因為他對於住堂的教員們，僅僅差送一張名片，並不親自拜會，教員們大嘩，立刻集會於會議廳，請他出席，他還要擺臭架子，於是教員們一哄而散。我因為新舊監督接替未了，即向舊監督辭職，不料教員們也陸續辭職，魯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員計有朱希祖，夏丐尊，章嶔，張宗祥，錢家治，張邦華，馮祖荀，胡濬濟，楊乃康，沈朗齋……統統搬出了校舍，表示決絕。夏震武來信罵我是“離經叛道，非聖侮法”，簡直是要砍頭的罪名，我便報以“理學欺人，大言誣實”。使得他隻好勉強辭職，我們便回校，回校後開了一個“木瓜紀念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