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愛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條胡同住屋，是出於不得已而經營的。他原來在一九一九年把紹興東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公同售去以後，就在北平購得公用庫八道灣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全眷來住入，這宅子不但房間多，而且空地極大。魯迅對我說過：“我取其空地很寬大，宜於兒童的遊玩。”我答：“誠然，簡直可以開運動會。”魯迅那時並無子息，而其兩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鍾愛侄兒們，視同自己的所出，處處實行他的兒童本位的教育。《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全集卷一《墳》）文中所雲：“隻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這便是他的兒童教育的意見。他對於侄兒們的希望很大，很想為他們創造出一個最適宜於發育的環境，所謂“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呐喊·故鄉》）
魯迅對於兩弟非常友愛，因為居長，所有家務統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煩兩弟。他對於作人的事，比自己的還要重要，不惜犧牲自己的名利統統來讓給他，我在拙著《關於〈弟兄〉》一文已經提及。一九一七年，他和作人還同住在紹興會館的時候，北平正流行著傳染病猩紅熱，作人忽然發高熱了。這可真急壞了魯迅，愁眉不展，四處借錢，為的要延醫買藥。後經德國醫師狄普耳診斷，才知道不過是出疹子，於是他第二天到部，精神煥然地笑著對我說：“起孟原來這麽大了，竟還沒有出過疹子，倘若母親在此，不會使我這樣著急了。”接著又述昨夜醫師到來的遲緩，和他診斷病情的敏捷，但是我看見他的眼眶陷下，還沒有恢複呢！又記得一九二一年，作人養屙在香山碧雲寺，因為費用浩大，魯迅又四處奔走，借貸應急，並且時常前往護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