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自一九二七年回上海，至一九三六年逝世，這十年間，國難的嚴重日甚一日，因之，生活愈見不安，遭遇更加慘痛，環境的惡劣實非通常人所能堪，他的戰鬥精神卻是再接再厲，對於帝國主義的不斷侵略，國內政治的不上軌道，社會上封建餘毒的彌漫，一切荒**無恥的反動勢力的猖獗，中國文壇上的淺薄虛偽，一點也不肯放鬆，於是身在圍剿禁錮之中，為整個中華民族的解放和進步，苦戰到底，決不屈服。從此在著譯兩方麵，加倍努力，創作方麵除曆史小說《故事新編》，通訊《兩地書》（與景宋合著）等以外，特別著重前所發明的一種戰鬥文體——短評，雜文——來完成他的戰鬥任務。翻譯方麵則有文藝理論，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童話等。他又介紹新舊的“木刻”，提倡“新文字”，讚助“世界語”。同時他在行動上，又參加了三“盟”，即“自由運動大同盟”，“左翼作家聯盟”，及“民權保障同盟會”。總之，他是不朽的作家，文化的導師，正義的鬥士，中華民族的靈魂。
這十年間，我因為在南京和北平服務，雖不能常常晤見魯迅，但每次道經上海，必定往訪，所以每年至少有十餘次的會見，最後兩年晤麵較稀，但每年亦至少四五次。他初回上海，即不願教書，我順便告知蔡孑民先生，即由蔡先生聘為大學院特約著作員，與李審言同時發表。
一九二九年九月，景宋夫人產生一個男孩，名曰“海嬰”。我知道了很忻喜，立刻要求魯迅趕快領我到醫院去道賀，我說：你倆本來太寂寞，現在有了“寧馨兒”可以得到安慰了。不料其未滿八歲，魯迅便去世，不及見其成立啊！海嬰生性活潑，魯迅曾對我說：“這小孩非常淘氣，有時弄得我頭昏，他竟問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聽了一笑，說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時期，而本性又是帶神經質的。魯迅頗首肯，後來他作《答客誚》一詩，寫出愛憐的情緒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