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一生功業的建立雖在民元以後，而它的發源卻都在民元以前。他深切地知道革命無需革心，醫精神更重於醫身體，所以毅然決然舍棄醫學而研究文藝了。他曾在《浙江潮》和《河南》兩種雜誌上撰文，又翻譯《域外小說集》，都是著重在精神革命這一點。他之所以受業於章師太炎先生，也因為他是革命的學者，“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且介亭雜文末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後半生的成就，可以說，早在他的少作“我以我血薦軒轅”詩句中透露消息了。王冶秋先生注意及此，特地搜羅民元前魯迅的事跡，並且井井有條地編述這一本書，使我讀了不禁回想起他的軼事來了。
魯迅的海外八年和杭州教書一年，我幾乎是晨夕相見的。就是中間他去仙台學醫了，每逢寒假春假和暑假也必回到東京和我同住在一個旅館。至於他的童年和在礦路學堂的一段，可惜我知道的太少——所知道的已經發表過了，無須乎再說。正在躊躇中，忽然久違的老友張燮和——魯迅礦路學堂的同學，同被派往日本留學的，遠道來山見訪了。機會難得，幾句寒暄之後，我便立刻探詢魯迅在南京時的軼事——
“沒有。”他想了一想，答道。
“我從前由你這裏知道他那時愛看小說，好騎馬，不喜交際，學業成績優異，……此外可能還有什麽？”
他又想了一想，仍舊說道：“沒有。”
於是我們隻好談別的事情了。但是幾句之後，我又轉到了魯迅的繪圖和抄書。
“抄書是大家聽講時的本分，”他說，“因為教師把整本的書寫在黑板上，教我們抄錄。中間還有插圖。不過魯迅是年齡最小，抄得最快罷了。”
我聽了“年齡最小”這句話便認為一種新發現，連忙追問他：“他在你們一班中，年齡最小嗎？全班共有若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