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寫作理論，是豐富而又正確，隨處可以看到，我們隻就他的《〈自選集〉自序》和《我怎樣做起小說來》兩篇（均見《南腔北調集》），略加理析，也便可以窺見一斑，舉其要點：（一）題材要組織，不全用事實，隻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人物的模特兒也不專用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拚湊起來的角色。（二）要深究舊社會的病根，把它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三）有時為達到這希望計，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地顯出若幹亮色。以上三點，我們先就《呐喊》中，舉個例子說明一下罷。如《藥》，夏瑜顯然是革命先烈秋瑾的改造，就義的地方——古□亭口就是紹興城裏的古軒亭口，但是女性改寫作男性了，就義原在夏天，卻改寫作秋天了，此其一。革命先烈的成仁，隻供人血饅頭之用，來暴露舊社會的愚妄，此其二。夏瑜被埋在密密層層的叢塚堆中，而墳頂上放著一個花環，此其三。
再就《彷徨》中舉個例罷，《彷徨》的作風已經和《呐喊》的時代不一樣，他的思路和技術，都更有了進步，但是寂寞之感也跟著增加，因之上文所述的（三）“裝點歡容”，已經渺不可得了。例如《弟兄》這篇寫張沛君為了兄弟患病，四處尋醫，種種憂慮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魯迅自身經曆的事實。大約在一九一七年的春末夏初罷，他和二弟作人同住在紹興會館補樹書屋，作人忽而發高熱了。那時候，北京正在流行著猩紅熱，上年教育部有一位同事且因此致死。這使魯迅非常擔憂，急忙請德醫悌普耳來診，才知道不過是出疹子。第二天他到教育部，很高興地對我詳述了悌醫生到來之遲，和他的診斷之速，並且說：“起孟原來這麽大了，竟還沒有出過疹子。”他描寫沛君在夜的寂靜中，翹望著醫生的到來，因而注意每輛汽車的汽笛的呼嘯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