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弘文學院的時候，常常和我討論下列三個相關的大問題：
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麽？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對這三大問題的研究，畢生孜孜不懈，後來所以毅然決然放棄學醫而從事於文藝運動，其目標之一，就是想解決這些問題，他知道即使不能驟然得到全部解決，也求於逐漸解決上有所貢獻。因之，辦雜誌、譯小說，主恉重在此；後半生的創作數百萬言，主恉也重在此。茅盾先生說得好：
……我看到了古往今來若幹偉大的Humanist中間一個——魯迅先生！
古往今來偉大的文化戰士，一定也是偉大的Humanist；換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頌揚者。……正因為他們所追求而闡揚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們不得不抨擊一切摧殘，毒害，蔽塞“最理想的人性”之發展的人為的枷鎖——一切不合理的傳統的典章文物。這是各時代各民族的Humanist所相同的。而魯迅先生，則於“同”中更有其特殊者在。這特殊的什麽，乃是擁有五千年悠久曆史而現在則鐐索重重的“東方文明”古國之曆史的與現實的條件所產生而養育的。講到什麽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儒家者流確已說得很多；然而這些美麗動聽的詞句，經過現實的天平，就露了馬腳。魯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禮教”，就是批判數千年最有力的美麗動聽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圖案和規章，而追問著：“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一切偉大的Humanist的事業，一句話可以概括：拔出“人性”中的蕭艾，培養“人性”的芝蘭。然而不是每個從事於這樣事業的人都明白認出那些“蕭艾”是在什麽條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長，又在什麽條件之下，那些“芝蘭”方能含葩挺秀。中國古來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種明白的認識。“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無時空的限製，然而在一定的時間條件之中，會形成“人性”的同中之異，此即所謂國民性或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