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自由”與“普遍自由”：現代性的一個基本矛盾
黑格爾被稱為第一個意識到“現代性問題的哲學家”[1]，他曾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現代世界的原則就是主體性的自由”[2]。這裏的“主體性”，實際上是“個人主體性”。“個人主體性”作為現代性的哲學表征，其核心內容是把主觀意識的“自我”實體化為“主體”，強調自我意識的同一性是保證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終根據，認為隻要確立“作為突出的基底的我思自我，絕對基礎就被達到了，那麽這就是說，主體乃是被轉移到意識中的根據，即真實的在場者，就是在傳統語言中十分含糊地被叫到‘實體’的那個東西”[3]。自笛卡爾以來，“‘我’成了別具一格的主體，其他的物都根據‘我’這個主體才作為其本身而得到規定”[4]。因此，所謂“自由”，首要的是個人主體性的自由。康德最為清楚地表達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個人意誌的自律性和自主性意味著的就是個人的自由，“每個有理性東西的觀念都是普遍立法意誌的觀念”這一實踐理性原則最集中地體現出了人的自由。
在哲學史上，黑格爾也是第一個從哲學高度深入反思並揭示了上述“自我意識”的“主體性”的自由原則所具片麵性的哲學家。在他看來，“個人主體性”及其自由原則無疑是有其重要的積極價值的，但是，它在根本上是一種“知性”原則，它片麵地把知性置於理性的位置上，把有限設定為絕對，這必然使得“主體性”原則表現為一種“對象性的邏輯”並因此表現為一種控製性、征服性的“暴力”，這種“暴力”必然把他人“作為客體加以壓迫”，從而導致人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的分裂和“倫理總體性”的瓦解。對此，黑格爾說道：“在現代世界，解放必然會變成不自由，因為，失去控製的反思力量已經獲得獨立，隻有通過主體性的征服暴力，才能實現一體化。現代世界受到了錯誤的同一性的折磨，因為在日常生活和哲學當中，現代世界把一種有限設定為絕對。”[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