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主體自我意識的覺醒自由和啟蒙精神的捍衛和深化，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哲學思想者和研究者主體自我意識的覺醒。哲學思想者和研究者主體自我意識的覺醒，意味著哲學的主體自我意識的覺醒，這是自由與啟蒙精神得以彰顯的重要表現之一。
（一）代表“我”的“我們”：個體性“自我”的隱匿
真正創新性的哲學思想首先是個人的創造，然後才談得上對他人的影響並具有“社會曆史意義”。坦率地承認這一點，是實現哲學自覺的重要內容之一。
我們的哲學研究者是否做到了這一點？這是一個需要追問與反思的問題。在哲學的理論著述中，經常可以看到，每當作者在表達自己觀點時，經常習慣於使用“我們認為”、“在我們看來”、“我們覺得”、“我們強調”、“我們發現”、“我們讚成”、“我們反對”等字眼。明明是“作者個人”在“想”和“說”，可為什麽他偏偏不用“我認為”、“我承認”、“我發現”、“我希望”等而非得用“我們”來代表“我”？
這意味著什麽？難道僅是一種語言使用的習慣？
這的確是一種語言使用習慣。但按照精神分析學說的說法，所有語言習慣，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都蘊含著潛意識的深層欲望。而且不僅如此，如果進一步深入分析，還可發現，事情可能包含著更為豐富和複雜的意義。
首先不難發現的是，用“我們”來代替“我”，這是一種“怯場”的表現和“自我保護”的措辭。心理學家早已指出，獨自一人麵對眾人發言講話，大多數人都有難以克服的恐懼心理，把“我”無遮攔地暴露和呈現在人們麵前，會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但心理學家同時指出，隻要有充分的準備和自信，這種恐懼心理是完全可以戰勝的，那些優秀的演說者即是明證。因此，用“我們”來代表“我”，除了心理原因，還有更為深刻的社會、曆史和文化的原因，那就是：在我們的曆史傳統、文化認同與學術“道統”中，很少把理論觀點、理論創造、理論發現與普通的、個體性的理論思考者和表達者聯係起來，而是把它們視為普通的生命個體沒有“資格”和“能力”承擔的“神聖事業”。很顯然，這在根本上是中國幾千年“群體本位”的曆史文化傳統在學術理論上的具體而微的表現。在此傳統的支配之下，人們相信，隻有特選的“神聖人物”才有資格和權力進行理論創造、提出創新性的理論思想、做出重要的理論發現，因而也隻有他們擁有特權，可以使用第一人稱單數來表述自己的觀點和理論，因此，古代的聖人可以用“子曰”來對芸芸眾生進行教導，經典作家和領袖人物可以用個人身份和口吻發言，國外的哲人可以用“自我”的聲調和姿態出場，與此相對，普通民眾的主要責任是“傾聽”與“接受”，普通哲學學者與理論研究者的主要工作是“闡發”和“注解”，至多是“照著講”和“接著講”。在這種傳統和“潛規則”的支配之下，理論思考和研究者麵臨一種尷尬和矛盾的處境，一方麵，在個人的思考和研究中，他的確“有話可講”、“有話要說”；另一方麵，他又缺乏足夠的勇氣和擔當把“自我”坦呈出來，交付給一個不確定的、可能對自我帶來巨大壓力、甚至可能會帶來風險的外部世界。於是，把“我”隱藏在“我們”的麵具後麵，讓“我們”去傳達“我”的聲音，就成為了一種十分自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