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社會思想史的觀點來看一直以來並未受到特別關注的“費希特無神論論爭”，會發現其中暗藏的一個焦點，換句話說，是一個沒有消解於費希特個人的不幸之中，而一直貫通到之後的社會思想史發展的重大問題。即，在通過無神論論爭而獲得發展的費希特宗教觀裏，他將傳授自己哲學法則的康德的善良意誌重新進行了解釋，確認了基於實踐意誌的信仰基礎。不僅如此，費希特在否認道德的存在者——切斷“我們”之間關係的實體的神時，將他在《試評一切天啟》（1792年）中的嚐試，即把“我們”道德法則的“讓渡（Uebertragung）”[1]這種神的理念，通過“我們”的自身行為，作為對“我們”而言的活物來把握的觀點進行了徹底化並貫徹始終。誠然，曆史的前後邏輯是不同的，如果從神和人的問題中隱藏的結構性本質出發，費希特否認超越“我們”的自我意識的神，把神看成是“我們”的內在本質的“外化”，這種思考問題的角度，是把神作為自我意識的產物，這與鮑威爾以及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的問題視角是一致的。
筆者在這裏想探討一下費希特的神和信仰，以及“外化”問題。
1.費希特的神和信仰
直接引發所謂的“無神論論爭”的是費爾貝格的《宗教概念的發展》。費爾貝格自負地認為自己進一步發展了康德以宗教的道德基礎為目標的宗教哲學。他的論稿雖然把道德理解為對統治道德世界的神的“實踐信仰”[2]，但費希特在其中看到的卻不是對康德探索信仰和智慧之關係的宗教論的深化，而是將兩者的關係“並列”起來的片麵化。於是，費希特決定發表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見解——《關於我們對神的世界統治的信仰根據》，其主題正是“我們”的“信仰的必然根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