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堅持自我意識純粹化的鮑威爾來說，費爾巴哈最多隻是在和對象的現實的關係中去把握自我意識的現實性的。他通過堅持自我意識的感性的對象性，勇敢地對宗教的異化進行了徹底的批判。
眾所周知，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包含一個向本我回歸的要求。費爾巴哈試圖通過“主語和述語的顛倒的邏輯”來解決這個問題。簡單說，問題在於“設定主體在以脫離異化為目標的情況下所應采取的態度”[1]。費爾巴哈的個體認識不是單純地與普遍主義相對立的個體主義，他認為，正因為個體是受動的所以也是能動的主體，他把個體放到“互為主體的關係”[2]中去把握。始終貫穿費爾巴哈關於人的認識論的一點是，擁有“差別性”、“多樣性”的個體存在正因為是有限的，所以才會相互補充，相互關聯。費爾巴哈敏銳地觀察到了這種個體之間的相互關係。[3]因此，他對人的認識具有一定的深意，不能簡單地根據馬克思曾經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指出的“假定出一種抽象的——孤立的——人類個體”來進行否定。倒不如說，馬克思在自己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的“費爾巴哈使社會關係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同樣成為理論的基本原則”[4]這一點，才是費爾巴哈個體認識論的基礎。[5]
1.作為轉換軸的感性
1828年的學位論文“關於單一的、無限的、普遍的理性”是費爾巴哈受到黑格爾的啟發和引導而開始自己的哲學思索之路的代表作，其中直截了當地闡述了費爾巴哈的“普遍主義”。這篇論文的目的在於證實普遍的理性主義，即作為人的概念性思維作用出現在眼前的理性的普遍性。
如果我們將上述觀點和之後費爾巴哈的思想形成曆程聯係起來觀察，會發現一個明顯的對比。[6]在他的學位論文中，費爾巴哈反對那種賦予人類理性一定的界限，而且不允許任何精神超出這個界限的“通俗哲學的最高命題”[7]，他極力主張理性的無限性。但是，這種理性的無限性乃至普遍性最多隻是在概念性思維的水平上達到了，而不是在感性上。他在學位論文中認為感性隻不過是斷絕通往普遍性之路的“個別事物”而已。感覺到的事物——例如頭疼——不能離開獲得感覺的我而出現在麵前。即使可以借助語言告訴其他人自己的痛感，但這時我的“所有感覺已經轉移成了概念，這些感覺的感性特質已經消失了”[8]。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我感覺到的頭疼會成為其他人的頭疼。對於費爾巴哈而言，“感性的本性是以無法傳達給其他人為特征的”[9]。所以，所謂的感性是將我與其他人分離的事物，而不是結合。感性經驗——隻要是感性的——“隻屬於我自己，封閉在我內部”[10]。也就是說，我通過“概念性思維”掌握的“各種概念”，不僅僅是我的，也是與本我相通的“人類的絕對本質”[11]。正因為如此，作為人類的絕對本質的各種概念“固有於自己”[12]的同時，也是其他人的固有之物。即使感覺本身的傳達是不可能的，但“各種概念的交換”是可能的。不僅如此，個體通過各種概念的交換成為了“類”的人。“我，隻要有思維，就可能是其他的自己，而且事實也是這樣。其他的自己的本質也是我的本質。”[13]所以，“通過概念性思維，我即使被拉回到自己的最深處，同時也是在所有的側麵開放了我。換言之，我通過深入自身而開放自己”[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