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走向變革的宣言[1]
100年前，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新史學》一文。梁啟超縱觀中外社會曆史的進程和現狀，聯係中外史學之差異，乃大聲疾呼：“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此文依次闡述了六個問題：中國之舊史，史學之界說，曆史與人種之關係，論正統，論書法，論紀年。文章主旨在於批判“舊史學”，倡導“新史學”，而其根本目的則在於“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
在中國史學史上，此文的發表，不啻一聲巨雷，有發聵振聾之效。20世紀前三四十年的中國史學，多受到它的重大影響。
清人章學誠強調知人論世[2]，認為欲論其人之文，必知其人之世。此可謂古今通理。梁啟超作為一個改良主義者，在他那個時代，經曆了太多太多的曆史變動：甲午中日戰爭、中日馬關條約、戊戌變法失敗、八國聯軍入侵等。在民族危難、國人扼腕之際，那些站在曆史潮流前頭、麵對民族危機的人們，都在選擇民族自強之途。梁啟超的《新史學》，就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麵世的。
當然，民族的自強，要靠綜合國力的提高，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清明、軍事的保障、科學文化教育的進步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史學在喚起國民的民族意識、激發國民的民族精神方麵，確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梁啟超所謂“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實是中肯而緊迫的呼聲。百年之後的今天，我們來看待《新史學》的發表及其曆史價值，似應特別關注於此。
從學理上看，《新史學》在中國史學史的發展上，無疑是中國史學走向變革的一份宣言。它所提出的問題很多，主要是以下三個問題：如何看待“中國之舊史”，倡言曆史哲學的重要，強調發展史學對於民族自覺自強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