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是曆史觀的進步
中國史學有悠久的曆史。中國史學上的曆史觀點也在不斷地發展、進步。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這種曆史觀點的發展、進步發生了兩次重大變革。一次是西方近代進化論的傳入，改變了中國人對於曆史的看法；另一次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傳入，在更加深刻的意義上改變了中國人對於曆史的看法。關於前者，梁啟超、顧頡剛都有論述[2]；關於後者，李大釗、郭沫若、翦伯讚等也各有闡說[3]。由於進化論和唯物史觀的引入，尤其是唯物史觀的引入，不僅加快了中國史學發展的步伐，而且推動了中國史學的科學化進程。
顧頡剛從三個方麵比較了20世紀前半期同19世紀後半期中國史學發生變化的原因：“第一是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的輸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第三是新史料的發現”。顧頡剛在講到“新史觀的輸入”時認為：“過去人認為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後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後，人們才知道曆史是進化的，後世的文明遠過於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於曆史的觀念。如古史傳說的懷疑，各種史實的新解釋，都是史觀革命的表演。還有自從所謂‘唯物史觀’輸入以後，更使過去政治中心的曆史變成經濟社會中心的曆史，雖然這方麵的成績還少，然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4]誠然，顧頡剛所論，也有可議之處，但他認為“新史觀的輸入”促使人們對曆史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的估計，應是符合當時中國史學的實際的。
李大釗批評了“曆史的宗教的解釋”和“曆史的政治的解釋”，進而闡明了“曆史的唯物的解釋”，認為：“這種曆史的解釋方法不求其原因於心的勢力，而求之於物的勢力，因為心的變動常是為物的環境所支配。”他批評唯物史觀以前的曆史觀“隻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窺其全體”，而唯物史觀的目的“是為得到全部的真實”。[5]唯物史觀的流行，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曾被許多人所認可、所運用，因而也就不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翦伯讚撰寫《曆史哲學教程》的目的之一，就是批評“對史的唯物論之修正、割裂、歪曲”的種種現象，進一步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他強調指出：“我所以特別提出曆史哲學的問題，因為無論何種研究，除去必須從實踐的基礎上，還必須要依從正確的方法論，然後才能開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確性。曆史哲學的任務，便是在從一切錯綜複雜的曆史事變中去認識人類社會之各個曆史階段的發生發展與轉化的規律性，沒有正確的哲學做研究的工具，便無從下手。”[6]翦伯讚的這些話，同樣也反映出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史學界對曆史觀的發展的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