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通史》的特點
白壽彝教授擔任總主編的大型《中國通史》，始撰於20世紀70年代末，自1989年4月出版第一卷《導論》，至1999年3月出版第十二卷《近代·後編》，曆時20年，全書凡12卷、1400萬字，全部出版麵世。1999年4月26日，北京師範大學舉辦“祝賀白壽彝教授九十華誕暨《中國通史》全部出版”大會，並收到江澤民、李鵬、李瑞環、李嵐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賀信、賀電，實為學術界一大盛事。
江澤民同誌致白壽彝教授的信，對中國曆史做了精辟的概括，對學習中國曆史的重要性做了透徹的闡述，對史學工作和白壽彝教授的治學精神及《中國通史》的出版給予高度評價。江澤民同誌指出：“我相信，這套《中國通史》，一定會有益於推動全黨全社會進一步形成學習曆史的濃厚風氣。”[2]
我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麵對這一盛事，深受鼓舞。這裏，我想根據目前我的理解，就《中國通史》的特點講講自己的認識，作為對江澤民同誌這封重要信件的響應。以我的膚淺理解來看，《中國通史》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鮮明的理論體係。《中國通史》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結合中國曆史進程的實際，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關於中國曆史發展的一些極為重要的理論性認識。這些認識貫穿於全書之中，而在《導論》卷做了係統、充分的闡述。《導論》包含九章，闡述了以下問題：統一的多民族的曆史；曆史發展的地理條件；人的因素，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國家和法；社會意識形態；曆史理論和曆史文獻；史書體裁和曆史文學；中國與世界。其中，大多屬於曆史理論範疇的理論問題，隻有曆史理論和曆史文獻、史書體裁和曆史文學兩個問題是屬於史學理論範疇的理論問題。對這兩類理論問題，《導論》卷都是以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為指導，從中國曆史和中國史學的發展中總結出來的，講理論而不脫離史實，舉史實而提升到理論，讀來容易理解而多有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