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相通《淮南子》約成書於文、景之時，於武帝即位之初獻上。《春秋繁露》由劉向編訂，但其思想和“天人三策”一樣，在武帝時即已產生了重大影響。兩書所宣揚的政治思想，所闡發的天人關係，所顯露的思維方式，都有相同之處。
“究天人，通古今”“務為治”，是兩書的首要共同點。
《淮南子·汜論訓》說：“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表白了自己著述的目的。在《修務訓》中，它表露心聲說，聖人不以身賤為恥，而以道之不行為愧；不以人生短促為憂，而以百姓窮困為慮。可見“為治”心切！它還強調，聖人既要知天，也要知人，否則，既不能“與俗交”，更無法“與道遊”。隻有“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才能“任於世”[239]。同時，它還論述了自己的主張，是既“言道”，又“言事”，以便“與世浮沉”，“與化遊息”[240]。本著這種因任的原則，他自許其可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可以“綱紀道德，經緯人事”，具備天地人事之理、帝王統治之道。這充分表明，作者是要為封建王朝提供一套治國治民的理論，為現實政治服務。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思想的集中體現，它與《舉賢良對策》一樣，探討的中心問題是天人關係，古今道理，為統治者提供“大道之要，至論之極”[241]。在對漢武帝的策問時，董仲舒認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以此為目標，他認為百家雜陳，各主其是，是對大一統局麵的妨礙，因此他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便一統紀，明法度，使民知所從。這是董仲舒“務為治”思想的典型表現。事實上，圍繞著便於武帝“持一統”的中心，《春秋繁露》全書所著力論證的，無論是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還是仁義道德和三綱五常，都是為了使皇位和整個封建統治“傳之無窮，而施之無極”，“永維萬世之統”，實現“天不變道亦不變”[242]的夢想。這當然是徹頭徹尾的“為治”了。亦正如此，漢代劉向稱讚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