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淮南子》和《春秋繁露》在一係列問題上，又存在著重大區別。
首先，貫穿各自體係得最高範疇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思想主流不同。《淮南子》的最高範疇是“道”，《春秋繁露》的最高範疇是“天”。前者承黃老道家思想之餘緒，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以因應為主。全書講論道德，總統仁義，“其大較歸之於道”[273]。它把失道與得道看做勝敗存亡的根本，認為失道則弱，得道則強，“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274]。它還分析了道的特征和功用，認為道能“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幎（高誘注：幎，覆也）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275]。而且，天地之內，凡陰陽雨露所濡染者，都是“道德所扶”[276]。但道產生萬物卻又是自然而然，沒有目的和意識，“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277]。“道”貫通一切，是《淮南子》全書的總綱，它包容一切，卻不擁有一切，沒有意誌和情感。
《春秋繁露》貫穿全書的最高範疇是“天”。這是董仲舒對儒家天道思想的改造和發展。在董仲舒看來，天是“百神之君”“萬物之本”，人人必須體認天意，依天行事。四時代謝，社會治亂，以至人的喜怒哀樂，都是天意的體現。人君施政，必須仁民愛物，“省天譴畏天威”，才會政通人和；反之，則政衰民亂。天產生萬物並規定其消長盛衰的次序，有喜怒哀樂，任德而不任刑，尊陽而賤陰，有絕對權威。凡此等等，表明《春秋繁露》的天是傾注了作者社會政治思想的人格神，它統馭一切，人們必須按“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的原則辦事，做到“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