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說“《西銘》通體是一個理一分殊，一句是一個理一分殊”，“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看，便見分殊”[341]。這就給人一個印象，似乎《西銘》是專講理一分殊的。其實張載本人並沒有理一分殊的思想，《西銘》中也沒有一句理一分殊的話。朱熹自己亦承認：“《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342]隻不過程頤在《答楊時論〈西銘〉書》中說過：“《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朱熹出於自己的需要，接過這個說法，將“民胞物與”說提到本體論的高度，納入了其理一分殊的規範之中。那麽，何謂“理一分殊”呢？理，就是封建倫理綱常，是“生物之本”[343]。理的整體和最高境界稱為“太極”，而“太極”是宇宙的根本，這是所謂“理一”；但就其化成各種事物來說，每個事物又有不同的理，所以叫“分殊”。萬物既產生、統一於“太極”，又是“太極”的具體表現，體現著“太極”的整體，這就叫“理一分殊”。朱熹在對《西銘》的解釋中說過：世界萬物都是天地的子女，天地則是由“理”派生出來的，這就叫“理一”；萬物產生之後，就有了“大小”和“親疏”之分，“親疏異情，貴賤異等”，人們“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就叫“分殊”[344]。
具體說來，朱熹是怎樣用理一分殊論來規範張載的“民胞物與”說的呢？首先，將“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解釋為“理一”。張載本來隻是從氣一元論出發，以父母比喻天地，認為人的身體由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氣所構成，人的本性亦即作為統帥的氣的本性。從人與天地的關係和人在天地間的位置，引導出民胞物與的道德準則。朱熹卻抓住“塞”“帥”二字做文章，他說：“《西銘》解‘塞’‘帥’二字，隻說大概，若要說盡，須用起疏注可也。”[345]據此，他把“塞”解釋為“乃孟子塞天地之間”的意思，把“帥”字解為“乃誌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而朱熹的“太極”（理）是統貫一切，派生萬物萬理的，當然也就是“塞天地之間”，“有主宰之意”的。這樣，就用偷梁換柱的手法，將“塞”“帥”兩句歪曲成為“理一”。有了這個“理一”作為“關鈕”，“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為貫通”，於是可以“上說父母，下說兄弟”，豈不妙哉！所以當有人問“塞”“帥”“此兩字便是理一處否”時，朱熹答道：“然”。其次，將“民胞物與”說、大君宗子說以及恭天孝親論歪曲為“分殊”。就《西銘》本身的思想來看，張載是想通過對“民胞物與”的論證，宣傳人人應以兄弟視之的人類之愛。朱熹抓住張載關於事親事君態度的論述，灌注己意，使其成為“理一”主宰下的“分殊”。他的方法是：第一，以得氣之偏正來說明人與物之“分殊”。他雖然也說人與物都生於天地之間，以天地之塞為體，天地之帥為性，但那是出於論證“理一”的需要。一旦涉及具體的人與物的職分時，則又各有不同。人“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氣”，“其等差自然如此”，故人與物是“分殊”的。第二，從人的不同職分和對君親的態度來說明人與人之間的“分殊”。他認為，君主是“繼承天地，統理人物”的，是天的嫡長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的大臣，是皇帝的管家；一般的人隻需在“敬與恐懼”上“做工夫”，“勞而不怨”。他公開說過：“理隻是這一個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346]各司其職，各守其分，不能混淆，自然是“分殊”了。這樣，朱熹就將帶有泛愛意味的“民胞物與”說納入了他的理一分殊的規範。其間，他既利用了“民胞物與”說的對人以愛，恭天孝親的思想，使其統一在“理一”的框架之中，又防止了可能出現的物我不分，親疏不辨的流弊，使喜怒愛憎都不離“分殊”的製約。於是，封建統治自然井然有序，“天理流行”而人欲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