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在《西銘》中所闡明的“大君宗子說”，主要是以民胞物與思想為出發點，要人們把君主看成是天之元子，視如長兄；把輔佐君主的大臣看成君主的管家。這種用宗法紐帶聯結君臣、君民關係的做法，其作用是創造和諧氣氛，論證天下一家的儒家理念。但是，這中間也隱藏著一個矛盾：既然君主是長兄，那麽，兄弟對長兄之命可以服從，也可以不服從。盡管封建社會中嫡長子的權力是極大的，但我們畢竟隻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的古訓，而未聞“兄要弟亡，弟不敢不亡”的告誡，二者的區別是明顯的。所以，大宗君子說在本質上講固然沒有越出封建宗法製的軌道，但在客觀上畢竟包蘊了一點相對對等的意味。朱熹正是有見於此，才用嚴格的宗法等級製來改鑄大君宗子說。
首先，他要人們“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忠孝思想根深蒂固，宗法觀念深入人心。孝於宗族長輩，必然會忠於國家朝廷。朱熹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將“親”“天”並舉，強調二者的一致性，以及孝親的必要性。他自己說過：“《西銘》本不是說孝。”可見“孝”是朱熹對《西銘》的概括和發揮。而他卻說這是“《西銘》之妙旨”，這就從“親親”的宗法觀念入手，用子孝於父的馴順觀念，消除了大君宗子說中潛存的可能出現的下對上不絕對服從的危機。其次，鼓吹人有等級之愛，主張愛有差等。他認為，從心中發出的“截然不可亂”的愛，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裏，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隻是這一個愛流出來”。而這種愛是有區別的：“愛之中，便有許多差等。”“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不同，便是親疏遠近之分。”這種親疏遠近之分是以“三綱五常”為原則，是以血緣關係為依據的。於是，“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347]。由此出發而施於人的愛，自然是循天理而昭然於天下的了。最後，他要人們各安本分，不與天地相違。他說過：“世上有‘依本分’三字，隻是不人肯行。”[348]因此，為了使人“依本分”，朱熹主張，在事親方麵，兒子不但必須而且隻能繼承父親的誌向。在事天方麵，隻能“述天之事”“繼天之誌”，否則，便是“悖德之子”“賊子”。如能循天理，愛其親，“盡人之性”，“充人之形”，就叫做“肖”，是與長輩一樣，能成器的。這樣，就算盡到了為人子的“分”，符合父子之“理”。朱熹說的“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就是要人們遵守各自的“分”。隻有各安其分，才能“各得其宜”，使“君得其所以為君，臣得其所以為臣，父得其所以為父，子得其所以為子”，“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大小，截然不犯”[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