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宣揚“民胞物與”說和大君宗子說，其最終目的是要人樂天安命。朱熹是洞見了這一宗旨的。他說：“《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於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著重號為引者所加）因為張載在此具體闡述了實行忠孝之道的“功夫”：做臣子，要像對待天地父母一樣絕對服從君主的命令；做兒子，要像晉獻公太子申生那樣“無所逃而待烹”。總之，事親事君，須做到忠、孝、恭、順。從這種態度出發，對於富貴安樂，貧賤憂戚，都看做天地慈愛的體現，因而就樂天安命，活著，順從地做事，死了，寧靜地安息。這就維護了以宗法關係為基礎的封建等級製度，朱熹對此是頗為讚賞的。張載的思想無非是要人們“能安分”[350]，認識自己分當如此。朱熹指出：“世上有‘依本分’三字，隻是不人肯行。”他看到了張載這一理論上的缺陷，於是提出了“理當如此”說。朱熹發揮說：“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他還主張，敬天愛天，應如此敬親愛親，無所不至，無所不順。能夠這樣做，就能成為孝子仁人，事親不違其誌，事天“不逆其理”。這就很自然地從“分”過渡到“理”。而照朱熹的看法，天地之間不過“理一而已”。理（太極）生萬物，萬物皆須服從“太極”這一最高的理——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道德。正因如此，朱熹對“於時保之”以下內容的詮釋和發揮，是完全按照他的理學思想進行的。說到底，是要人們服從“三綱五常”這一“極好至善的道理”，恭天孝親順命，並且不要認為這是外力強加於己的，而是“理必當如此”[351]。這樣，朱熹就用“理當如此”說改造了張載以分當如此為立論依據的樂天安命思想，從而增強了其哲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