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產生原因而言，中國哲學受製於政治需要和倫理修養，西方哲學概括源於對自然的探索。
中國哲學家大都是社會活動家、政論家，也是倫理學家。孔子一生以恢複周道為己任，厄於陳蔡，求於南子，淒淒遑遑，遊說於各國，終歸是為了闡揚其仁學主張，以為時用。他那以富於人情味的倫理親情為社會心理基礎的仁學思想，是禮的精神支柱，“仁禮結為一體”，“克己複禮為仁”，視、聽、言、動合禮才算是仁。禮是強製性的社會製度和規範，仁是一種道德觀念和品質。仁禮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聯係，隻有具備仁的品質，才不會做違背禮的事情，而禮則是道德的標準。仁禮一體，反映了道德與政治的密切關係。“有殺生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1]，便是這種道德政治一體化的典型表現。反映在認識論方麵，“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2]，“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以及“生而知之者上也……”等論述，都是通過對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則的闡發而體現出來。至於恭、寬、信、敏、惠五種品德的培養，孝悌忠恕等倫理綱常的弘揚，更是與現實政治需要分不開的。
墨家主張兼愛，追求尚同，以利為義，義利並舉。他們非攻即用，強力非命，以消除民之三患為己任。他們鄙薄儒家的仁義，卻又自立一套仁義，內涵雖然不同，但為政治理想服務，為道德信條張目，卻無本質區別。在認識論方麵，墨子用以檢驗言論的標準是“立表”：“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發以為行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3]。以聖王之事作為檢驗言論的標準，顯然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而以百姓人民之利為言論標準，則又明顯與兼愛主張的倫理感情相聯係。
道家要“絕仁棄義”，表麵上鄙棄道德，但實際上是用“正言若反”[4]的否定方式，來表達自己的道德準則，申明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們抨擊儒家的仁義道德，認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5]“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大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6]這就把仁、義、禮都看成了道德淪喪的產物，在老子看來，最有道德的人，不從性外求德，反能保全其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去有所作為，反能有所為。“無為”“無欲”“不爭”是其道德觀的基調。從這個基調出發，老子重視“修道”和“積德”。他說：“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7]這樣，道德修養成了治理天下的工具。道德與政治仍然是水乳交融，儒道兩家確是相反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