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思維方式和主客體關係來看，中國哲學家往往通過直觀體驗，泯除主客觀界限，在主觀精神領域內求得天人合一。西方哲學家則以實證為手段，明確區分物我，以主客體區別的界定為滿足。
中國哲學家大都研究政治倫理問題，通過對這類問題的闡述，表露其哲學思想很少涉及自然界事物。孔子“罕言天道”，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18]之類的語言，繞開了主客體關係問題。孟子講“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19]，實際上隻是要求人們反省內求，保持善心善性。善心善性是天之所賦，因此，盡心知性也就是知天。這是在主觀精神領域的天人合一，並不存在主客體的區別和同一的問題。莊子以“蝴蝶夢為莊周，莊周夢為蝴蝶”式的相對主義狡辯，否定了物我區別，混淆了主客體的界限，以達到“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的目的，實現“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20]的天人合一境界。這些，都是從主觀精神領域泯滅物我界限，以主觀精神的滿足取代客觀世界的探求。他們對外界的認識，固然承認主體的能力，但其認知方式是直觀領悟，停留於經驗。他們以對世界的總體了解為滿足，而不是用實證的方式和綿密的論證，去深研自然現象及其規律。張岱年先生指出：“中國哲學不注重形式上的細密論證，亦無形式上的條理係統。中國思想家認為經驗上的貫通與實際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證明。能解釋生活經驗，並在實踐上使人得到一種受用，便已足夠。”[21]孔子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名也”[22]，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西方哲學與此不同。西方哲學家孜孜於對外界的探求，用觀察的方法，實證的手段，區分物我，界定主客體的本質及其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