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秦亡漢興之初，社會經濟一片凋敝，漢統治者麵臨如何恢複經濟、休養民生，以維護自己統治的重大問題。前朝滅亡的慘痛教訓，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要求統治者放鬆鉗製，與民休息。那麽，選擇什麽思想作為施政的指導呢？法家思想在秦實踐的結果不僅導致了二世而亡，而且聲名狼藉、不得人心。儒學雖號稱顯學，但“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被司馬談評之為“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其事難盡從”[23]。由布衣而起的劉氏政權，一時自難從其說。隻有道家，在經過戰國時期與諸家的辯駁爭鳴和秦的專製殘暴統治的風雨之後，以其能順應時勢、容納諸家、簡便易行、事少功多的特點和作用，得到統治者的采用，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從此屹立在中國思想文化舞台之上，並曆經兩千年而不衰，成為構成中國文化的兩大主幹（儒、道）之一。
首先，道家思想的應用，使漢初社會經濟由凋敝轉而複蘇並逐步走向繁榮。漢初統治者采用黃老道家學說，垂拱而治，釋放奴婢，減輕賦役，經過一段時間的慘淡經營，終於“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24]。總算天下安定，百姓能暖衣飽食，穩定了政權。再經過竇太後等人對道家學說的極力倡導和全麵推行，出現了史家所稱譽的“文景之治”，表現為“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25]可謂盛況空前。盡管這個記載可能有封建史家的溢美之處，但通過黃老道家學說的實行，經過幾十年“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26]的努力，萎縮了的經濟已開始複蘇並走向了繁榮，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這又是與在指導思想上對道家學說的采用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