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在漢初幾十年間，道家思想對儒家思想起著啟發它思考、刺激它完善的作用。眾所周知，漢初黃老道家思想具有和先秦道家思想不同的特點。先秦道家是“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29]的；同時又是“絕去禮學，兼棄仁義，獨任清虛可以為治”[30]的。而漢初黃老道家則是“以因循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31]的。因此，它“事少而功多”。具體來說，漢初道家揚棄了老子哲學中企圖超脫自然和自我，隻求精神上的“逍遙”的空想，轉而著眼現實的社會人生問題。從老莊的向內追求轉為向外幹預，從避世轉為入世，從反麵發展了道家思想，彌補了它不足的一麵。正是由於它重功用的積極的一麵，才使它在漢初重新崛起，並從它調節社會生活的功用中獲得了新的生命力，因而前所未有地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而這，恰好成了對儒家學者的重要啟迪，成了儒學完善自己學說的重要刺激。因此，儒生們修正儒家舊義，完善自己的學說，完善自身的體係，並利用道家思想的缺陷來展示了自己廣闊的適用性。大致說來，儒家從下列幾點發展了自己積極的一麵。
第一，從社會效果來看。黃老道家的無為政治，固然有利百姓喘息，以恢複整個封建社會機體的生機；但正如前述，它在客觀上卻又使地方勢力各自擁兵割據，特別是地方豪強趁機兼並土地，對人民危害極大。據《漢書·食貨誌》記載，漢在文帝之前，“未有兼並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而在文帝時，在政府租賦、商人和高利貸盤剝下，自耕農破產的情況已十分淒慘。晁錯指出，一方麵是因“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導致百姓“賣田宅，鬻子孫以責（債）”；另一方麵是“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此商人所以兼並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32]。同時，豪強地主也積極參與土地兼並活動。“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並。豪強之徒，以武斷於鄉曲”[33]。此外，官僚貴族更利用其權勢兼並土地。董仲舒揭露說：“（他們）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天下，……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蓄其委積。”[34]這些情況，反映出道家學說的無為政治中，蘊涵的放任政策而帶來的弊端。針對這種弊端，儒家在同道家一樣主張行寬恕之政的同時，重又搬出了仁政、德治的一套。據仁施政，以德治國，成了儒生們高舉的思想旗幟。在宗法製的條件下，這種仁德主張和說教，既有利於統治階級安慰被壓迫者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又有助於被統治者獲得喘息機會，特別是得到心理上的安慰。因為它畢竟比“動合無形”的道家學說要具體、親切。“醇儒”董仲舒“限民名田”的主張，盡管是紙上文章，卻不僅獲得了當時人的讚賞，更得到後世的喝彩，便是一個生動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