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之際，社會劇烈動**，儒學已無法繼續維持“一尊”的地位。新的統治思想尚未形成，各家思想重趨活躍。綱常名教是維護統治秩序的有力工具，統治者絕不會將它拋棄。問題隻是在於怎樣論證它的合理性，用什麽樣的理論形式來給予說明，此時，不僅儒家已不能壟斷精神世界，而且刑名法家的法術也已無所用其技了，帶有“自然”“無為”特征，達生順命的老莊思想又開始抬頭。《文心雕龍·論說篇》說：“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可見，道家思想的重新活躍並與儒學爭雄的原因，乃在適應統治者“守文”的需要。而所謂“守文”實是維護綱常名教，並給予理論上的論證罷了。在這種曆史條件下，道家思想成了維護門閥專政，論證綱常名教的最適合工具，因此，道家思想以新的形式彌漫於思想文化領域，成為勢所必然。
道家思想對綱常名教合理性的論證，集中表現於名教與自然之辨上。
漢代以察舉、征辟為主要方式的仕進製度，是以維護名教為宗旨的。其中的舉孝廉、茂才兩科，是以鄉裏輿論為依據的。這種以輿論為依據選拔人才的方法，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不重實際能力的道德判斷方式，其流弊所及，造成了東漢後期“竊名偽服”“純盜虛聲”的嚴重後果。《抱樸子·審舉》載當時人評察舉製的話：“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便是對察舉之弊的深刻揭露和有力針砭。此外，“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名盛一時，結果卻被人發現在墓道中生了五個兒子的名士趙宣的行為，[35]更是對名教的絕妙諷刺，也是對名教走入末路的生動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