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盡管主要是部政論性著作，但書中並沒有一個與現代政治學中的政治範疇相對應的概念，比較近似的概念是“君道”“治道”。與“君道”“治道”有密切關係的是“利”“欲”範疇，利是利益，欲是欲望，它們是君道、治道的基礎和根據。
《呂氏春秋》沿著荀子從人的物質需要出發探討禮義製度起源的思路，以“利”為核心，對政治的起源和功能作了進一步的探討。它認為，人類是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才結成群體、組成社會的。正是生存利益的需要才使人類結成群體，成為政治動物。以“君道”為代表的社會政治製度和政治原則就是社會群體的根本紐帶。
在一個沒有君道（君道代表的是倫理秩序和法律規範）的社會，人們失去了道德和法製的約束，完全依仗自然能力爭奪相殘，而這種爭奪相殘將導致“以盡其類”，即“把自己和社會消滅”。為了避免“以盡其類”的結局，保證人類群體的生存、發展，必須設立君王及其一整套社會政治製度，“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自古以來，國家興亡更替無數，而“君道”則一脈相承，正因為它代表了人類社會的公共利益，“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90]。
《呂氏春秋》作者強調君道乃天下之利，意在表明，在君王與天下的關係上，天下百姓是“君道”維護的價值目標，而君權王位，則是維護天下百姓利益的手段，“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91]。就是說，社會群體設立君王、天子、官長之權位不是為了君王、天子、官長的個人私利。但在衰亂之世，天子以天下為己之利，國君以一國為己利，官長以官職為己利，這正是國家不斷陷入動亂災難的原因。在《呂氏春秋》看來，王朝的興廢表明，具體的君王是可以廢黜的，而君道則不能廢棄，所謂君道就是務在利民而勿以自利。[92]這是因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93]。由此可見，《呂氏春秋》的政治起源觀不僅具有濃厚的功利主義和經驗主義色彩，而且具有強烈的民本意識。在秦國君利至上的政治傳統下提出和論述這一思想是非常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