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與法（法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含義主要是刑罰）治是中國傳統政治理論大廈的兩塊基石，但思想家們對德治與法治的認識和評價有很大差別。儒家主張德治，但並不否認刑罰的作用，這以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最有代表性。總的來看，儒家追求的是德主刑輔模式。法家信奉的是極端化的刑罰主義，根本否定道德教化的價值。《呂氏春秋》傾向於儒家的德主刑輔模式。比較而言，《呂氏春秋》的德刑論接近於荀子，與孔孟有一定差異。
《呂氏春秋》明確肯定德義是治國的最高原則和最有力的武器，認為：“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矣；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115]為何德治有這種無往不勝的威力呢？因為德治有巨大的凝聚力，使萬眾一心，樂於為其君赴死而不辭。
《呂氏春秋》德政論的理論基礎是民本思想。它的民本思想可以從兩個方麵來理解：一方麵，從政治的起源和功能來說，以“君道”為代表的國家政治是適應人類群體利益的需要才產生，因此，維護群體的利益是它的基本功能和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麵，從民眾的作用來說，人心向背直接決定著國家的興亡、君位的存廢。《呂氏春秋》明確提出：“宗廟之本在於民。”[116]認為，“凡君之所以立，出乎眾也。立已定而舍其眾，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117]。民為邦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夫眾之為福也大，其為禍也亦大”[118]。為福為禍取決於統治者怎樣對待百姓：如能善待百姓，就會受到擁護，“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119]。“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120]如不能善待，則會受到百姓的仇視。周厲王身為天子，不能善待百姓，反而殘民以逞，萬眾仇之，結果遭到流放。由此而言，以德待民自然應當成為治國的首要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