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高祖立國以後，叔孫通、陸賈、賈誼等人所做的工作，屬於禮治初創階段。
草莽出身的劉邦，最初並沒有認識到儒學對於鞏固統治者利益的作用，並不懂得儒學的守成價值。經過儒生們的開導，才真正明白了其間的道理。根據史書記載，陸賈針對高祖不喜儒學的毛病，“時時前說稱《詩》《書》”。被高祖痛罵：“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居然大膽對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居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131]高祖和陸賈的這場爭論，實質上是如何看待儒學的守成功能的問題，大而言之，是如何看待禮治的功能。好在高祖有點文化自覺的意識，盡管麵對陸賈的詰難頗為不快，但仍然要其著書闡明秦亡漢興的道理，以及曆史上的經驗教訓。於是，“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132]。陸賈《新語》新在什麽地方？從總體上看，就是新在針對秦朝滅亡的曆史教訓，明確提出了尚德行仁的治國方略，認為“天道不改而人道易”。國家社會治亂的關鍵，在於“行仁義，法先聖”。“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133]仁義之治，當然是禮治。陸賈所倡導的禮治，主要是指治國方略，同時也涵攝著以儒家仁義為核心的價值取向。值得注意的是，陸賈強調“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過去不少論者認為這是陸賈思想中儒道兼綜或者儒法並用的表現，其實，這是儒家思想自先秦荀子以來形態更新的必然結果，是儒家思想的本質表現。在荀子那裏，既隆禮，又重法，但法從屬於禮，禮統率著法。荀子所謂“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134]，便是明證。荀子既認為“法者，治之端也”[135]，更強調“禮”是“強國之本”[136]“人道之極”[137]“國之命在禮”[138]。這些，說明作為戰國末期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荀子，實際上主張治國之道在於文武並用。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就不難看出陸賈文武並用、董仲舒德主刑輔、漢宣帝“霸王道雜之”思想的發展邏輯，從而也就不難理解儒家禮治的某種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