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章帝之後，由於禮治理論和禮治製度的成熟，漢代禮治在比較平穩的軌道上發展。盡管由於種種因素的影響，東漢的國力呈現逐漸衰退的趨勢，但作為治國方略和政治價值取向的禮治，並沒有出現衰退，相反，它還進一步受到鞏固。這主要表現為東漢經學的發展，特別是何休、鄭玄注解儒家經典，鞏固了禮治的思想文化成果。其實，魏晉時期統治者標榜的“以孝治天下”，從思想發展和治國方略的發展脈絡來看，就是漢代禮治的延續。在這個意義上講，漢代禮治的建設是成功的。
其實，我們說東漢章帝以後漢代禮治進入鞏固期，還可以經學大家皮錫瑞關於經學曆史的相關論述作為補證。皮氏認為，“經學自漢元、成至後漢，為極盛時代”[185]。經學的核心是禮學，經學極盛，自然禮學也極盛。東漢名教的出現，自與東漢經學特別是作為其核心的禮學的興盛密切相關。至於把以禮學為核心的經學作為選官標準，與選官製度相結合，而各級官吏也以禮學為行政準則，更是鞏固了禮治的成果。皮錫瑞對當時情況的描述，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漢武開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繼其軌。……四海之內，學校如林。漢末太學諸生至三萬人，為古來未有之盛事。”[186]“後漢取士，必經明行修；蓋非專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187]
綜合上文所述，我們從漢代禮治的發展曆程，可以看到其若幹思想文化特征。
其一，思想家與政治家合作。漢代禮治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漢高祖、漢武帝以及其後的昭、宣、元、成、平、章等皇帝為代表的政治家們，和叔孫通、陸賈、賈誼、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戴德、戴聖、劉向、劉歆、班固、揚雄、馬融、何休、鄭玄等思想家（禮學家）的合作。禮治要從理論變成實踐，要從思想的層麵落實到製度的層麵，進而影響到行為的層麵，需要中介。這個中介，就是政治特別是行政的環節。而以最高統治者皇帝為代表的官方，正是這個中介環節的體現者和實施者。這種情況，邏輯地決定了漢代禮學、禮治的現實性和實踐性品格，以及不可避免地依附政治、為政治所用的可能性。東漢名教的出現及其崩解，便是典型反映。當然，由於政治家的參與和認可，漢代禮學發展迅猛，奠定了後世禮學的基本規模和價值取向，這也是思想家們尋求構建長治久安之道的精神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