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禮治的成熟階段，是東漢時期，尤以東漢章帝時期白虎觀會議的舉行，及其《白虎通義》的出現為標誌。章帝少年時期就“好儒術”，登基以後，繼承並光大了宣帝時期的禮治思想，以儒家思想治國，重視禮治建設。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在詔書中說：“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複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記》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繁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171]這段話，反映了章帝自覺地繼承了武帝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路線，及其以禮治國的方略，並且巧妙地引出了進一步解決思想統一的問題。既要扶進微學、尊廣道藝，又要反對和防止《五經》章句繁多、歧義紛出的弊端，故要求諸儒“正經義”，使得學者有所遵守。在這種思路下，章帝順理成章地召開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有名的白虎觀會議。史載：（章帝）“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製問，侍中淳於恭奏，帝親稱製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172]白虎觀會議討論的問題，表麵上是講論《五經》同異，實際上是為了進一步統一思想，所謂“正經義”，即是端正關於儒學經典的意義的認識，統一觀點。“正經義”是為製定《漢禮》做準備，同時其本身也是製禮的一個重要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