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科學介入公共政策的路徑
20世紀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開始關注社會科學的公共政策取向問題，一些學者們還就社會科學介入公共政策的路徑和模式進行了研究，並做出理論上的歸納。蘭德（Rejean Landry）以加拿大為例討論了社會科學知識在政府、國家和社會中的運用狀況，將社會科學介入公共政策的模式歸納為四種；美國學者韋斯（C.Weiss）提出了七種模式；英國學者布爾默（M.Bulmer）則通過揭示社會調查對公共政策製定的重要性，考察了社會科學家在政府決策中的作用，並總結出社會科學家影響政策的兩種模式。還有其他一些學者，比如，傑諾韋茲（M.Janowilz）從政策社會學的角度、開普蘭（N.Caplan）從社會科學知識運用的角度，都在這一領域進行過非常有價值的研究。
一般而言，可以將社會科學參與公共政策的路徑大體總結為如下三種。
第一，從社會科學到公共政策的方向。在此路徑中，社會科學介入公共政策，主要是向政策製定者供應研究成果，社會科學家是研究方向的製定者。而政策製定者隻是被動地在研究成果中進行選擇和接受。例如，蘭德提出的“科學驅動模式”、韋斯提出的“知識驅動模式”和布爾默提出的“石灰岩模式”等。
第二，從公共政策到社會科學的方向，即由政策製定者提出需求，然後委托研究機構有針對性地進行研究，最後是研究成果的政策轉化。比如，蘭德提出的“需求拉動模式”、韋斯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模式”和布爾默提出的“工程模式”。
第三，強調二者之間的互動性，認為社會科學與公共政策之間不是簡單的從研究到政策，或是從政策到研究的單一的線性模式，而應當是非線性的。它們之間的關聯性相當複雜，是在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甚至是反複作用的情形下配合進行的。例如，蘭德提出的“互動模式”和韋斯提出的“相互作用模式”。[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