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或發現語境）與辯護（或辯護語境）是科學哲學熱議的一對重要範疇，O.萊曼在他編輯的《科學哲學基本觀念從A到Z》[1]是這樣定義這對範疇的：“發現語境和辯護語境的劃分是由賴欣巴哈提出的，用以標識科學理論的發現過程和科學理論發現後的評價過程。發現語境屬於心理學而辯護語境才屬於科學哲學。”
J.史科爾和F.斯坦勒在他們的《重溫發現和辯護：關於語境區分的曆史和哲學審視》堪稱這個領域最新研究的經典著述。該著述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紹區分發現語境和辯護語境的語境；第二部分主要介紹對這對範疇進行研究的先驅；第三部分主要介紹研究這對範疇的當代改進及應用。
一般以為，最先明確提出“發現的語境”（context of discovery）與“辯護的語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區分（或稱DJ區分）[2]的英文著作是賴欣巴哈於1938年出版的《經驗與預言》（Experience and Prediction ）一書。洛西（John Loose）的研究表明，DJ的區分可能出現於19世紀，赫歇爾（John Herschel）1830年的《自然哲學的研究初探》就注意到了DJ區分，穆勒（John Stuart Mill）也提到了發現語境（科學研究是從觀察與實驗的結果得出歸納性概括的事業）和辯護語境（科學原理或理論隻有在證據有利的支持歸納圖式時才得到辯護）問題。波普爾在其《研究的邏輯》中將DJ區分追溯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中的權利問題（quid juris）與事實問題（quid facti）的區分。勞丹指出，17世紀和18世紀對科學發現的解釋十分盛行，培根（歸納法）、笛卡爾（原理的演繹）、波意耳（實驗哲學）、洛克（經驗論）、萊布尼茲（單子論）和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等都認為導致科學發現的方法是存在的，科學發現方法[3]與科學理論的驗證方法是不同的。費格爾甚至將DJ追溯到亞裏斯多德和歐幾裏得，他指出即使DJ區分可能不是最恰當的，但是它的內容是十分清晰的：對科學發現過程進行心理的和社會-曆史的研究是一回事，對概念結構和科學理論的檢驗提供邏輯重構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