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範與革命這對重要的基本範疇源遠流長，從古希臘一直延續到後現代，成為科學哲學乃至整個哲學學科必須不斷思考的重要問題之一。
R.墨頓曾提出近代科學遵循四條規範：公有性（Communism或 Communalism）；（Universalism）；無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條理的懷疑（Organised Scepticism）等，其實是對古希臘以來的科學傳統的濃縮。
1962年，庫恩出版了他的成名作《科學革命的結構》。在庫恩看來，傳統科學觀特別是與邏輯經驗主義科學觀不同的是，科學的發展不是“事實、理論和方法的總匯”，而是各種不同的科學“規範”通過相互競爭而進化的曆史過程。對此S．富勒（Steve Fuller）撰寫的《庫恩作為我們時代的哲學家》[1]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念或問題，如“對柏拉圖的回顧”（The Pilgrimage from Plato），“對科學精神的執著”（Struggled for the Soul of Science），“將社會科學從激進的未來幻想拯救出來”（Saved Social Science from a Radical Future），“科學綜合研究秘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Science Studies），等等。
但在規範與革命這對範疇之間的關係問題上，20世紀的科學編史學有兩個主要傳統或學派：內史論（Internalism）或科學史的內史論者（Internalist History of Science）以及外史論（Externalism）或科學史的外史論者（Externalist History of Science）。J.A.舒斯特先生在其《科學革命：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Scientific Revolution：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用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革命和進化等四對範疇來刻畫科學革命的編史學綱領。
我們以為，縱觀科學與哲學在曆史上的思想關聯便不難發現，科學與哲學之間的關係，時而融合，時而衝突，時而又會出現新的融合。古希臘時期的科學與哲學都融合為自然哲學；中世紀則形成了宗教、哲學和科學的三位一體；文藝複興時期的科學革命直指亞裏斯多德主義的哲學信念；近代則出現了經典力學與機械論的高度統一；現代的“分析傳統”宣稱“拒斥形而上學”，但又信奉種種經驗論乃至原子論的哲學立場。問題是，科學與哲學之間關係的這種複雜現象有無規律可循？如果有規律可循，這種規律是什麽以及何以可能？這是科學哲學的編史學綱領必須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