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術與社會之間關係問題上，思想史上有不同的理解和探索。但總體上可以劃分為科學主義和反科學主義。
科學主義源自古希臘的柏拉圖哲學，認為一個理想國家的最高判據就是尊崇知識、以理性為原則，其具體體現就是最高統治者應該熟知哲學，或哲學家（真正的智者）出任最高統治者。柏拉圖因其上述主張被公認為科技興國論或Technocracy之遠祖。歐洲中世紀，哲學和科學都成為神學的婢女，Technocracy受到貶抑，甚至受到迫害。中世紀是科技興國論或Technocracy思想發展史中的最黑暗時期。但這並不否認像托馬斯·阿奎那那樣的神學大師曾以“雙重真理”的名分給科技興國論或Technocracy以一席之地;也並不否認像庫薩的尼古拉、伽利略和布魯諾等思想家為了科技興國論或Technocracy的合法地位而上下求索。意大利文藝複興運動造就了一大批像達·芬奇、蒙田、弗蘭西斯·培根那樣的“思想巨人”。他們高舉“知識就是力量”的旗幟，用以批判宗教神學對人性的無視和對曆史進步的窒息。達·芬奇一生都在為他的科學技術得到社會認可並付諸實施而奮鬥，培根在他的晚年設想了一個以科技機構為中心、以智者為最高統治者的理想社會。近代以來的經驗主義、理性主義以及稍後的法國百科全書派的啟蒙主義都包含著科技興國論或Technocracy思想。不論是經驗主義還是理性主義或啟蒙主義，都堅信人自身及其外在世界都是一架按照固定程序運轉的機器。經驗主義側重於證明外部世界的機械性，理性主義側重於證明主觀世界的機械性，計算機和數理邏輯的奠基人大衛·休謨試圖把人這架機器同外在世界這架大機器對接起來，他在《關於自然的對話》一書中確信自然界的創造者必定是一個工程師。洛克的《政府論》、霍布斯的《利維坦》、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都在力圖證明人類社會的理性本原和技術屬性。理性革命帶來了科學革命，科學革命帶來了技術革命，技術革命帶來了產業革命，產業革命又帶來了政治革命。孔德、馬克思等社會主義者都是這種政治革命的倡導者。電工技術革命之後，西方思想家繼續追求技術社會的意義。凡勃倫的《工程師與價格體係》，加爾布雷思的《新工業國》，丹尼爾·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和近年來的“知識社會”“創新型國家”等都是這種思潮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