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科學哲學堅持“科學與社會的二分法”，但後現代科學哲學認為，社會的/認知的二分法已經過時。認知的與社會的、技術的與相關於職業的、科學的與非科學的區分，都在實驗室中不斷地變得模糊並被重新描繪。而且，在社會領域與技術或科學領域之間的交流本身也是科學商談的一個主題：今天在社會領域中生產的知識論斷可能就是明天技術上的科學發現，反之亦然。[1]
一、在數學與社會之間的都靈模式
P.厄尼斯特（Paul Ernest）在《社會建構主義作為數學哲學》（Social Constructivism as a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235）中曾經提到所謂的都靈模式，P．都靈（Paul Dowling）以福柯等人的著作為基礎，提供了一個數學實踐的內涵豐富的模式。[2]他用知識的作用模式的方式將以社會為基礎的數學實踐區分為四個領域。其中包括生產，即數學知識被創造出來的語境；再語境化，即數學知識被選擇出來並被轉化為教育目的語境，例如教材文本的寫作；再生產，即數學知識被學習者所接受的語境；運用，即數學知識被利用或在實踐中被應用的語境。他還區分了數學知識在實踐中的社會空間。其中包括學術空間，即高等教育機構；學校空間，即中小學等；工作空間，即經濟活動；大眾空間，即消費者和國民活動。[3]
對於都靈模式，我們查到了P.都靈的論文《數學的語境化：走向理論譜係》（The Contextualising of Mathematics：Towards a Theoretical Map ），該文載於M.哈裏斯（M.Harris）編輯的《中學、數學和社會工作》（Schools，Mathematics and Work ，London;NY;Washington，D.C.，Falmer Press，1991）。但很遺憾，我們沒有看到這篇論文，但卻找到了P.都靈的新著《數學教育的社會學：從數學難題到教材》（The Soci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Mathematical Myths，Pedagogic Texts，London;NY;Washington，D.C.：Falmer Press，1998）。這部著述討論了如下一些問題：“數學的難解之謎”（Mathematical Myths）；“從難解之謎到教材”（Juggling Pots and Texts）；“社會學和教育以及能力的生產”（Sociology，Edu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Ability”）；“學校教科書分析：某些經驗的先例”（The Analysis of School Texts：Some Empirical Antecedents）；“走向描述語言：某些理論的先例”（Towards a Language of Description：Some Theoretical Antecedents）；“建構的描述和社會活動的理論”（Constructive Description and Social Activity Theory）；“經驗型教材的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Empirical Text）；“代數學的教材化”（The Textualizing of Algebra）；“教材生產的種類”（Genres of Production）；“教材的定型及其社會認可”（Setting and the Public Domain）；“對教師的質疑”（Interpellating the Teacher）；“傳播與重建的平衡”（Disturbing and Re-establishing Equilibrium）。在上述問題的討論中，P.都靈更加詳細地論證了都靈模式的運行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