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諱言，恩格斯和列寧在他們的幾部最有代表性的哲學論著中更加關注的是維護唯物主義的一般原則，而不是作為確立這一原則的前提的人的現實生活和實踐。例如，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以下簡稱《終結》）中著重論證的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這個“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哲學家依照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陣營”。[5]在《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等論著中所著重關注的，同樣是哲學家們是否肯定物質第一性、自然界本身存在和發展的辯證法規律的客觀實在性。列寧在《唯批》等論著中所強調的也是如此。恩格斯和列寧在這些著作中也提到實踐的決定性作用，但往往是出於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視角。恩格斯在《終結》中曾談道，對不可知論“以及其他一切哲學上的怪論的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既然我們自己能夠製造出某一自然過程，按照它的條件把它產生出來，並使它為我們的目的服務，從而證明我們對這一過程的理解是正確的，那麽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結了”[6]。恩格斯在此所談的實踐顯然隻是出於認識論視角，而且限定在“實驗和工業”這個範圍。列寧就恩格斯的觀點指出：“對恩格斯說來，整個活生生的人類實踐是深入到認識論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觀標準……在人類實踐中表現出來的對自然界的統治是自然現象和自然過程在人腦中客觀正確的反映的結果，它證明這一反映（在實踐向我們表明的範圍內）是客觀的、絕對的、永恒的真理。”[7]列寧本人在《唯批》中對此也做了大量類似的論述。例如他說：“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這種觀點必然會導致唯物主義……”[8]在恩格斯和列寧的上述論著中都有大量這類論述。他們的主旨都是證明認識論中的唯物主義。這些可謂是眾所周知，不必更多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