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會死的，這是生物學與醫學的科學結論。可如何對待死亡卻是哲學問題。如前所述，中國古代哲學家莊子，老婆死了，他敲著盆子唱歌，認為人總是要死，不應違反自然。這就是有名的鼓盆而歌的故事，表示了對待死亡的智者態度。中國人講的紅白喜事，結婚是喜事，它表示類的延續；老人壽終也是喜事，它表示類的更新。人不結婚，類不能延續，如果不死，代代相繼，把地球塞滿了也非好事，所以紅白都是喜事。
這種東方人的智慧，比起尼采、叔本華，比起存在主義者高明。因為他們都從個人的角度看待存在和死亡，所以看到的隻是人生的寂寞與死亡的痛苦。而東方人從類的角度看待生與死。已經衰朽的高高興興地死去，雙手歡迎新一代的到來。死——不是結束，而是類的延續方式。
恩格斯以其辯證的智慧論述了生與死的問題，把它看成是辯證過程。他說：“生命總是和它的必然結局，即總是以萌芽狀態存在於生命之中的死亡聯係起來加以考慮的。辯證的生命觀無非就是如此。但是，無論什麽人一旦懂得了這一點，在他麵前一切關於靈魂不死的說法便破除了。”還說：“隻要借助於辯證法簡單地說明生和死的本性，就足以破除自古以來的迷信。生就意味著死。”[1]這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生死觀，是一種真正智者的態度。
人的死亡是一瞬間，可對死的恐懼是終生的。死亡對人隻有一次，可對生死問題的探索卻世世代代。人對死的意義的理解要比死亡本身困難得多。從醫學的角度理解死亡比較容易，從哲學的角度理解死亡很難，因此，生與死成為一大哲學難題，為世代哲學家們苦心探索。這是任何自然科學無法解開的方程式。
在生與死的問題上，明智的人應該把關注放在生上。孔子說過，不知生焉知死。對生的意義的理解要比對死的恐懼有意義得多。一個人害怕死亡，或由於人總是要死的而感到人生毫無意思，這種人經曆著雙重痛苦：一是在生時的痛苦，因為他一生充滿了對死的恐懼與憂慮；二是死亡時的痛苦。人並不會因為害怕死亡而免除一死，由於一瞬間的死亡而終生處於死亡的恐懼之中，實非智者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