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階級社會生產力同生產關係之間存在矛盾，物質資料的增長和道德觀念、精神文明之間存在矛盾，社會進步中可能包含著退步，即經濟增長與道德滑坡同時並存，因此如何評價社會進步，會出現不同的尺度。
當今西方一些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社會進步觀就是非常片麵的。他們或者把社會進步簡單歸結為經濟增長，完全以量化指標如國民生產總值來標誌社會進步，而不考慮其他因素。另外一些學者則以工業發展程度作為進步標誌。例如，W羅斯提出了經濟成長的階段論，把社會進步劃分為六個階段：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條件、起飛、成熟、高消費、追求生活質量。這是經濟增長論的另一種說法。
法蘭克福學派則以社會人道化程度作為社會進步的尺度；而弗洛伊德主義者如弗洛姆則以人的本質得以實現，使人成為互愛的、互相合作的，不再感到寂寞、恐懼、焦慮的人作為尺度。
一個人一個尺度。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批評的，“每一個領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來衡量我：道德用一種尺度，而國民經濟學又用另一種尺度”[1]。這種經濟尺度和道德尺度的對立，是私有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不平衡的反映。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關於社會進步的觀念是唯物辯證的。它是唯物主義的，因為它肯定社會進步的物質基礎是經濟，生產力歸根結底是社會最終的決定力量，是社會進步的最高尺度。與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必然發生生產關係的變化。生產力達到的水平和發展速度，表明這種社會形態存在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價值。隻要它仍能容納生產力發展，它就可能繼續存在，任何道德的憤恨都是無濟於事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不主張以道德作為社會進步的尺度。梅林就這個問題發表過很好的見解。他在《保衛馬克思》中說：“曆史研究者的課題根本就不是研究道德標準。他隻須根據客觀的科學研究，告訴我們事物的實在情況。至於他按照自己的主觀道德見解對於那些事實作何想法，那是我們不想知道的。道德標準是在不斷變化中的，如果活著的這代人想用自己的改變著的道德標準非難過去的時代，那就跟用沙丘的流沙去衡量固結的地層一樣。”“曆史唯物主義在這個意義上是否認一切道德標準的，但是也僅以這個意義為限。它把道德標準從整個曆史研究範圍中排斥出去，就因為道德標準使任何科學的曆史研究成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