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和人及其活動密切相關。“生產力和社會關係——這二者是社會的個人發展的不同方麵。”[49]這就是說，生產力不是外在於人及其活動的純粹的物質力量，生產關係也不是超曆史的預成的實體，二者都是人的實踐活動的產物，體現著“社會的個人發展”。
因此，當馬克思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來研究東方社會及其發展道路時，即強調曆史必然性，確立曆史尺度時，並沒有否定價值尺度、倫理原則，而是把價值尺度、倫理原則置於曆史尺度的基礎之上。為了說明這一點，馬克思提出了兩個相互關聯的觀點或者評價尺度，即“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和“從曆史觀點來看”，以此表征價值觀與曆史觀、倫理尺度與曆史尺度的統一。
馬克思深切地關注著東方社會所遭受的特殊的悲慘命運，痛斥西方資產階級對東方社會海盜式的掠奪行為，揭露西方資產階級的野蠻本性和極端虛偽性：“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裸地呈現在我們麵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麵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50]。具體地說，西方資產階級在“亞洲式的專製”基礎上建立起一種“歐洲式的專製”，使東方社會的“個人和整個民族遭受流血與汙穢、窮苦與屈辱”，過著一種“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苟安的生活”，處於一種“消極被動的生存”狀態中。“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勤勞的宗法製的和平的社會組織崩潰、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悲傷的。”[51]
對東方社會來說，被強行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不啻是一場災難，而且這場災難同過去所遭受的所有災難相比，“在本質上屬於另一種，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52]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中的東方社會，如同19世紀之前的德國那樣，“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東方社會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還在苟延殘喘”。[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