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已經注意到東方社會在世界曆史的背景中發生了“變形”，所以，他始終是從世界曆史這一時代背景中去研究東方社會及其發展道路的。換言之，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與世界曆史理論有著本質的聯係，“曆史向世界曆史的轉變”構成了馬克思研究東方社會的時代背景。
如果說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關注的是“曆史向世界曆史的轉變”，50年代著重在世界曆史這一時代背景下揭示東方社會的現實境遇，那麽，70—80年代初則偏重於在世界曆史和東方社會相互影響的進程中探索東方社會的發展道路。這裏，貫穿著一種方法，一種科學的方法，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辯證法。
所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民族性，是指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在不同民族或國家那裏表現出不同的性質、結構和運行機製；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世界性是指，隨著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市場的開拓以及世界曆史的形成，各民族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便越出民族或國家的狹隘地域，在世界曆史的背景中進行全麵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整體運動。
曆史越往前追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的民族性就越突出。在古代，由於彼此的隔絕，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一般都是在單個民族或國家的地域內單獨進行的，每一種生產方式的形成在各個民族那裏都必須“從頭開始”。“當交往隻限於毗鄰地區的時候，每一種發明在每一個地域都必須單另進行；一些純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蠻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戰爭，都足以使一個具有發達生產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國家處於一切都必須從頭開始的境地。在曆史發展的最初階段，每天都在重新發明，而且每個地域都是獨立進行的。”[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