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邵是三國魏初人，曾“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又與人合作著《新律》十八篇，撰有《律略論》，還“受詔作《都官考課》”，《法論》、《人物誌》是他的代表作。劉邵諳於典製，精於考課，深於品評人物，時人這樣稱讚他：
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群才大小，鹹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製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讚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22]
劉邵這方麵的才識，被認為是“非世俗所常有”的。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本人的經曆和才識，是他能夠寫出《人物誌》一書的幾個重要原因。
《人物誌》三卷二十篇：卷上包括九征、體別、流業、材理，卷中有材能、利害、接識、英雄、八觀，卷下含七繆、效難、釋爭。《人物誌》的主旨是：“辯性質而準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職任。”[23]《人物誌》品評人物的理論基礎，是以先秦樸素唯物思想的五行說與人體的自然本質骨、筋、氣、肌、血相配，然後再與五常即仁、義、禮、智、信相結合，作為判斷人物才性的根據。這是認為人的才性出於自然。《人物誌》把人材分為三大類，即兼德、兼材、偏材，認為中庸是最高的品評準則，隻有“兼德”才符合這一準則。其開篇《九征》即具體論述了人物才性的九種表現，並由此劃分出人物才性的高下區分，這就是：
性之所盡，九質之征也。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慘懌之情在於色，衰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動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