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對修史製度的審視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的多途發展，以及隋唐時期史學在發展中的新轉折、新成就，從不同的方麵促進了史家自覺意識的提升，從而進一步增強了史家的主體意識。這種主體意識，一方麵是對古老的史官職守的繼承與揚棄，另一方麵也是對意識形態之主流的儒家思想價值觀念做出史學的解釋。這種史家主體意識的增強，在唐代史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如關於“直書”認識與實踐的深化，關於對修史製度的反省，關於史家信念、良史標準與價值觀念，關於史學批評的理論價值與社會意義等，都從不同的方麵反映了史家主體意識的增強。
這些問題本書其他章節或已有所涉及。這裏，我們著重討論與史學批評意識強化有關的問題。
盛唐時期史學家對曆史的反省所取得的收獲和成就，主要表現在紀傳體史書的撰述上；這個時期史學家對史學、史學工作的反省所取得的收獲和成就，則集中地表現在劉知幾的史學活動和他所撰述的《史通》一書方麵。中國史學家對於曆史的反省，由來已久，司馬遷的《史記》是這方麵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中國史學家對於史學的反省，如果姑且不考察它的萌芽形態的話，則劉知幾的《史通》乃是這方麵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撰述。司馬遷活動於漢初，劉知幾生活在盛唐，他們都是處在封建社會虎虎有生氣的時代，這使他們能夠在史學上從事總結性的工作並取得傑出的成就。
劉知幾從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起任史職，直至去世，大部分時間都致力於修史工作，首尾凡二十年。主要撰述工作有：武則天時與朱敬則等撰《唐書》八十卷，中宗神龍時與徐堅等撰《武後實錄》，景龍四年（710年）撰成《史通》，玄宗開元二年（714年）與譜學家柳衝等撰成《姓族係錄》二百卷，繼而與史學家吳兢撰成《睿宗實錄》二十卷、重修《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以撰述之功，封居巢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