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在很多地方講到史學功用問題，講得比較集中的是《辨職》篇，還有《直書》、《曲筆》、《自敘》、《史官建置》等篇。劉知幾在這方麵的史學批評理論，反映出來他對於曆史、史學、社會相互間的關係有比前人更深刻的見解。《史官建置》篇說：
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清人浦起龍《史通通釋》在這段話的後麵釋曰：“末總括其功用。”這句話深得劉知幾思想之要旨，是很準確的詮釋。
在上引這段話中，劉知幾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史家和史書的關係，一是史書和社會的關係。前一個問題是說明因有“史官不絕”，才有“竹帛長存”，這是史家的曆史貢獻。後一個問題是闡述史學為什麽有“用”、有“利”，是“急務”和“要道”。劉知幾認為，因“竹帛長存”，則人亡而事在。這是說明史書可以儲存過往的曆史。後人通過學習、研究史書，可以“神交萬古”、“窮覽千載”，從中受到教育和啟示，產生“內省”和“思齊”的願望與行動。正因為這樣，史學便包含著極廣泛的社會功用，成為“生人（民）之急務”、“國家之要道”。從今天的認識來看，劉知幾實際上是闡述了客觀曆史活動通過史家的記載，轉化成作為精神財富的“竹帛”，即史書。這種作為精神財富的史書經後人的學習和研究，能夠喚起、啟迪人們的“內省”與“思齊”的要求，從而使精神財富又轉化成現實曆史活動中的一種重要物質力量。在劉知幾以前，有不少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都講到過史學的社會作用，但像劉知幾這樣從理論上進行闡述的還不曾有過。劉知幾強調史學的教育作用，即喚起人們的“內省”與“思齊”意識，是他論史學功用的鮮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