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著《史通》，以《六家》、《二體》兩篇，冠蓋全書，足見其重要。《六家》篇雲：“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這六種史書體例是：《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他進而寫道：“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他的這些話，毫無商榷的餘地。由於“時移世異”，“樸散淳銷”，故《尚書》、《春秋》、《國語》、《史記》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於是乃有“二體”說。劉知幾所說的“二體”，是斷代編年體和斷代紀傳體。他認為，西漢以後的曆史著述情況是“班（固）、荀（悅）二體，角力色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在劉知幾看來，這種認識是不可移易的。顯然，他的這種看法，是過於絕對了[27]。
第一，從曆史文獻學來看。早於《史通》成書半個世紀的《隋書·經籍誌》，是中國古代曆史文獻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標誌。其乙部（史部）論列史書凡十三個類別，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係、簿錄，每一類別皆有小序，考其緣起，述其流別。顯然，這十三個分類所囊括的史書，無論在內容、種類、體例等方麵，都是《六家》、《二體》無法包舉得了的。當然，劉知幾所論“六家”、“二體”，係指“正史”而言。《史通》另有《雜述》篇，專論十種“雜史”，即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那麽，能不能說，《六家》、《二體》再加上《雜述》，就可“綱維了百代群史”呢？就可以說“史之流品”，“窮之於此”呢？當然也不能。首先，《史通·雜述》篇論說“雜史”，失之過簡，與其論說“正史”的篇幅相去甚遠，不成比例。這說明劉知幾對“雜史”的重視程度，遠不如《隋書·經籍誌》的撰者。其次《六家》、《雜述》所舉史書的種類和體例，亦不如《隋誌》史部書那麽豐富。若將二者作一比較，就可發現：《隋誌》之正史、古史、霸史、起居注等類，《史通》皆為正史；《隋誌》之雜史類，《史通》則為偏記；《隋誌》之舊事類，《史通》則為逸事；《隋誌》之雜傳類，《史通》則析為郡書、別傳、雜記；《隋誌》有地理類，《史通》有地理書和都邑簿；《隋誌》有譜係類，《史通》有家史類。這是二者的相同（或者說是大致相同）之處。二者不同之處，至少有三點：第一點，《史通·六家》篇，以《尚書》、《春秋》、《左傳》、《國語》等書入於“正史”，而《隋誌》則均著錄於甲部（經部），這是劉知幾的一個創見，開“六經皆史”說之先河，應充分肯定。第二點，《史通·雜述》篇所謂瑣言類，《隋誌》原著錄於丙部（子部）之小說類；此類交叉，尚有數處。第三點，《隋誌》史部書中的職官、儀注、刑法、簿錄等四個分類，《六家》、《雜述》不曾論列，這不能不說是《史通》的一個缺陷。從內容上說，職官、刑法等著作，實為史書之重要組成部分；從體例上說，這些書既非編年，亦非紀傳，絕非班、荀二體所能概括。